陈达邦，又名陈大榜，1900年生于湖南长沙，革命烈士赵一曼的丈夫，任弼时夫人陈琮英之兄，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六期。 长沙东乡的陈家老宅，藏着近代中国革命的一段隐秘脉络。陈达邦排行老八，从小与表弟任弼时一同求学，妹妹陈琮英更是自幼与任弼时定下娃娃亲，这层渊源让他的人生早早与革命事业绑定。 1926年，任弼时与陈琮英联名写信，劝他报考黄埔军校，彼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关键时期，这所军校成为培养革命骨干的摇篮，陈达邦毫不犹豫收拾行囊，在湖南党组织的帮助下踏入黄埔校门，成为第六期步兵科的学员。 黄埔军校的训练严苛至极，陈达邦不仅练就得一身过硬军事本领，更在进步思想的熏陶下坚定了信仰，1927年顺利加入中国共产党。“四一二”政变爆发后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，党组织为保存力量，将他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。 就是在这次跨越万里的航程中，他遇见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——李淑宁，也就是后来的赵一曼。当时40多名学员每10人编一组，陈达邦被指定为组长，李淑宁因晕船呕吐不止，他一路悉心照料，端水递药从未间断。 到了莫斯科，不懂俄语的李淑宁学习受阻，又是陈达邦耐心辅导，从字母发音到语法应用，手把手帮她跟上课程节奏。 这位天资聪慧的湖南青年，精通俄、英、法三国语言，苏联老师授课时他常主动担任翻译，“陈院士”的外号在同学间广为流传。朝夕相处中，两个志同道合的革命青年互生情愫，1928年五一劳动节，经校方批准结为革命伴侣。 可幸福时光转瞬即逝，李淑宁怀孕后，考虑到国内革命急需干部，主动申请提前回国，陈达邦虽不舍，却深知革命大义为先，只能将身上最值钱的怀表和金戒指交给妻子应急，这一别竟成永诀。 李淑宁回国后化名赵一曼，投身抗日洪流，而陈达邦留在苏联，出任莫斯科外国出版社中国印刷部主任，负责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印刷业务。1935年，吴玉章在巴黎创办《救国时报》，陈达邦被调往主持印刷工作，兼印刷厂厂长。 他凭借精湛的印刷技术和流利的法语，克服物资短缺、敌人监视等多重困难，确保报纸按时出版，当亲手排印出《八一宣言》时，他反复诵读，坚信抗战形势必将迎来转折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报纸上报道的东北抗联英勇事迹中，那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“双枪白马女英雄”，正是自己日思夜想的妻子。 1942年，陈达邦从巴黎辗转回国，在重庆与五哥陈岳云重逢，才见到了已经13岁的儿子宁儿（陈掖贤）。当五哥含糊告知“淑宁可能不在人世了”，这个在战场上、在敌人监视下从未退缩的硬汉，瞬间泪流满面，抱着儿子失声痛哭。 他不知道的是，妻子早已在1936年8月2日于珠河壮烈牺牲，临终前还写下遗书，叮嘱儿子“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”。直到1955年，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写信给陈琮英确认身份，陈达邦才得知那个家喻户晓的抗日女英雄，就是自己牵挂了二十余年的妻子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陈达邦的才华有了用武之地。在周总理的关怀下，他调任中国人民银行印刷局国外业务处处长，参与第一套人民币的印刷工作，券面上的汉字题写就出自他手，这笔力遒劲的字迹，见证着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起步。可命运却对他格外严苛，“文革”期间，他被诬陷为“王明死党”“篡改人民币题字”，遭受残酷迫害。 即便身陷困境，他仍坚守气节，临终前还叮嘱儿子陈掖贤：“人民币改版题字是领导批准的，爸是清白的。”1979年3月1日，国务院为陈达邦平反昭雪，在八宝山公墓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，为这位蒙冤的革命志士恢复了名誉。 他的儿子陈掖贤，继承了父母的刚毅品格。得知母亲就是赵一曼后，他专程到东北烈士纪念馆抄录遗书，还在手臂上刺下“赵一曼”三字明志。 尽管是英雄后代，他却拒绝一切特殊照顾，国家发放的抚恤金从未领取，坚持靠自己的能力生活。可父母的悲剧和时代的磨难，终究在他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创伤，1982年8月15日，53岁的陈掖贤自缢身亡，临终前留给女儿的遗言只有一句：“你奶奶是奶奶，你是你。” 陈达邦的一生，串联起两个革命家庭的奉献与牺牲。他是任弼时的大舅子，看着妹妹陈琮英与任弼时并肩作战，历经长征艰险、牢狱考验；他是赵一曼的丈夫，用一生践行着革命誓言，即便与妻儿天各一方，也从未动摇信仰；他是才华横溢的革命者，既能手持钢枪上战场，也能手握笔杆写春秋，更能执掌印机传真理。 这位被历史尘封许久的英雄，没有赵一曼那样家喻户晓的声名，却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。他的爱情因革命而生，壮烈而纯粹；他的信仰因坚守而坚，历经风雨不改；他的人生因奉献而厚重，值得永远铭记。真正的英雄，或许未必都有耀眼的光环，但他们用一生的坚守，为后人铺就了通往光明的道路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