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最初根本不愿当民办教师，可后来却歪打正着了。 那是1988年，我刚高中毕业，

我最初根本不愿当民办教师，可后来却歪打正着了。 那是1988年，我刚高中毕业，满心想着跟同村人去南方打工——听说那边工厂多，能挣不少钱，比在村里守着几亩地强。可没等我收拾好行李，村支书就找上了门，说村里小学的王老师要搬去城里，缺个代课的，让我先顶上。 我最初根本不愿当民办教师，可后来却歪打正着了。 那是1988年，我刚高中毕业，心里像揣了只扑腾的麻雀，满脑子都是跟同村人去南方打工的事——听说那边工厂的流水线日夜不停，一个月能挣两百多块，比在村里守着几亩薄田强十倍。 行李都收拾到一半了，蛇皮袋里塞着两件洗得发白的旧衬衫，还有娘连夜烙的玉米面饼，油香混着灶膛的烟火气，是我对“远方”的全部想象。 可没等我把蛇皮袋的绳结系紧，院门口的老槐树就“沙沙”响起来，村支书叼着旱烟袋进来了，蓝布褂子的袖口磨出了毛边，鞋上还沾着田埂的湿泥。 “王老师要搬去城里带孙子了，”他把烟袋在门槛上磕了磕，火星子落在干裂的土地上，“村小那十几个娃，不能没人管——你先顶上，就半年，等找到合适的人再说。” 我当时就急了，把蛇皮袋往墙角一踢：“叔，我要去南方打工的！那边一个月抵得上代课半年的工资，我娘看病还等着钱呢！” 他没生气，蹲在磨盘上盯着我，旱烟圈一圈圈飘到我脸上：“你爹走得早，你娘夜里咳嗽得厉害，你这一走，她渴了谁递水？再说，那些娃里，有三个是留守儿童，跟你小时候一样，见了生人就往桌子底下钻——你忍心？” 磨盘的石缝里还卡着去年没收净的玉米粒，娘的咳嗽声好像就在耳边，我踢蛇皮袋的脚慢慢收了回来，鞋底蹭着地上的草屑。 第二天一早，我揣着娘煮的茶叶蛋去了村小。土坯墙的教室，窗户糊着旧报纸，风一吹“哗啦”响，黑板上还留着王老师没擦干净的算术题，粉笔末子在透过窗棂的阳光里飘。 十几个娃挤在破木桌后，小的刚到课桌高，大的比我矮不了多少，见我进来，都怯生生地盯着我，像一群受惊的小麻雀，手里的铅笔攥得紧紧的。 我看着他们冻得通红的小手握着铅笔，指缝里还沾着灶灰，心里突然一软：这活儿，真的比去南方工厂拧螺丝差吗？ 第一节课教他们写名字，最小的那个娃叫狗蛋，铅笔头都快握不住了，我握着他的手写了三遍，他才歪歪扭扭写出“李狗蛋”三个字，然后抬头冲我笑，缺了颗门牙。 我本想着应付半年就走，可第一个月发工资那天，狗蛋塞给我一颗糖——糖纸皱巴巴的，是水果味的，他说：“老师，你教我写名字了，我娘说要谢你，这是我攒了半个月的。” 糖放在嘴里，甜得我眼睛发酸。那天我才明白，有些东西，比工资单上的数字更让人踏实。 那半年变成了一年，一年变成了五年，我再也没提过打工的事。后来赶上政策，我转正成了正式教师，现在退休金每月按时到账，比当年去南方打工的同村人安稳不少。 有时候我会想，命运给的“弯路”，或许藏着最适合你的风景——别急着拒绝那些看似不情愿的事，先试试，或许就爱上了。 墙角的蛇皮袋后来被娘改成了装粮食的袋子，里面再也没装过南下的行李，倒是装满了孩子们的作业本和我的备课本，沉甸甸的，比任何“远方”都让人心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