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代把戏子划为下九流，并不是没有道理的。 戏子本就是不务正业之人，他们不从事生产经营之道，而是专门迎合达官贵人，以此来获取衣食。 这种说法，其实是封建时代等级制度下的片面之见，背后藏着的是“重农抑商”的社会根基和“士农工商”的等级偏见。 古代社会以农耕为本，统治者认为只有种田织布才是“正业”，能创造实实在在的物质财富，而戏子、说书人这类靠“卖艺”谋生的群体，不耕地、不做工，自然被归为“不事生产”的行列。 但很少有人想过，所谓“迎合达官贵人”，不过是戏子们在封建压迫下的生存无奈，他们的技艺背后，藏着的是一代人的坚守与文化的传承。 清代乾隆年间，江南有个叫“春和班”的戏班，班主李三胜从小跟着父亲学戏，十岁登台，唱了三十年昆曲。 他的戏班最擅长演《牡丹亭》《桃花扇》，每次演出，台下既有穿绫罗绸缎的富商官员，也有蹲在墙角的贫苦百姓。 有人说他“趋炎附势”，为了银子讨好权贵，可没人知道，每次给达官贵人演出赚的银子，他大多用来补贴戏班的日常开销——戏服需要缝补，乐器需要保养，十几个徒弟要吃饭穿衣，还有老弱病残的艺人要赡养。 李三胜的儿子李存义从小在戏班里长大，却死活不肯学戏。十五岁那年，他背着父亲偷偷跑去学木匠，被李三胜抓回来后，父子俩大吵一架。 “你为啥非要做这低贱的营生？”李存义红着眼问，“街坊邻居都骂我们是下九流，说我们不三不四，我不想一辈子抬不起头！”李三胜没发火，只是当晚带着儿子去了城外的破庙。 那天是灾年，很多百姓流离失所，春和班在破庙义演，台下挤满了饥肠辘辘的灾民。 李三胜唱的是《窦娥冤》，当唱到窦娥含冤赴死时，台下哭声一片，有老人抹着泪说：“李班主的戏，唱的是我们的苦啊！” 演出结束后，李三胜对儿子说：“我们唱的不是戏，是人心。达官贵人赏的银子能让我们活下去，可给百姓唱戏，能让他们在苦日子里找到一丝念想。” 李三胜告诉儿子，戏班里的老艺人张师傅，年轻时唱武生，为了保护台下看戏的百姓，被恶霸的手下打断了腿，从此再也不能登台，可即便如此，张师傅还是每天教徒弟练功，说“戏不能断”。 从那以后，李存义打消了学木匠的念头，跟着父亲潜心学戏，后来成了江南一带有名的昆曲艺人。 古代戏子的“低贱”，从来不是因为他们“不务正业”，而是封建等级制度给他们贴上的标签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，出身贫寒，无路可走才投身戏班，靠着日复一日的勤学苦练，练就一身技艺。 戏服上的一针一线，唱腔里的一抑一扬，都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根本。更重要的是，戏曲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，很多历史故事、伦理道德，都是通过戏子的演出，才在民间广泛传播。 比如《岳飞传》教人流传忠义，《三娘教子》宣扬孝道，这些剧目在没有电视、网络的年代，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教化作用。 那些说戏子“迎合权贵”的人，往往忽略了他们背后的辛酸。清末民初的京剧大师梅兰芳，早年演出时，曾被军阀强迫为其专场表演，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打压。 可即便如此，梅兰芳始终坚守艺术底线，拒绝唱低俗剧目，还在抗战期间蓄须明志，坚决不为日本人演出，用自己的方式彰显民族气节。 戏子的舞台，既能容纳风花雪月，也能承载家国情怀，他们的职业，从来不该被简单定义为“迎合”。 封建时代的“下九流”划分，本质上是对劳动者的歧视，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秩序。它忽视了不同职业的社会价值，将谋生方式划分为三六九等，这本身就是不合理的。 戏子们用技艺谋生，用演出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，传承文化血脉，他们的劳动，与农民种地、工人做工一样，都值得尊重。 时代在进步，封建等级观念早已被摒弃，“职业无高低，劳动最光荣”的理念深入人心。 今天的戏曲演员，成为了受人尊敬的艺术家，他们在舞台上传承经典，在台下推广传统文化，让戏曲这门古老的艺术焕发出新的生机。 回望过去，那些被划为“下九流”的戏子，他们的坚守与付出，不该被历史遗忘。 职业的价值，从来不是由等级制度决定的，而是由从业者的坚守、责任和对社会的贡献决定的。 无论身处哪个时代，只要是凭本事吃饭、凭良心做事，为社会带来价值的人，都值得被尊重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