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5年，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刚刚上任，就发现了一个重要情况，他看到：“每次军区下达文件前，秘书室的同志们就开始骑上自行车，往军区首长家里跑。” 廖汉生心里犯了嘀咕。刚从北京调任南京军区，他还在熟悉工作，可这反常的场景让多年带兵打仗、作风硬朗的他瞬间警觉——文件是传达命令、部署工作的正式载体，本该通过正规渠道逐级下发、公开传达，怎么会在正式下达前，让秘书骑着自行车私下“送”到首长家里？这背后一定藏着不规范的门道。 他没当场发作，而是悄悄观察了三天。这三天里，他发现秘书们每天下午都会拎着文件袋，骑着半旧的自行车，挨个往几位军区副职首长、部门领导家里跑，少则半小时，多则一小时才回来。有一次，他故意在办公楼门口等候，拦住了刚送完文件回来的秘书小李，笑着问：“小李，跑这么急，给首长送什么好东西呢？”小李脸色一僵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没……没什么，就是给首长提前看看文件，让首长有个心理准备。” “心理准备？”廖汉生的脸色沉了下来。他太清楚这种“提前准备”的猫腻了。1929年就参加红军的他，从湘鄂西苏区打到抗美援朝战场，一辈子跟部队打交道，最痛恨的就是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。战争年代，命令传达讲究“快、准、实”，哪有提前私下通气的道理？和平时期搞这一套，看似是“尊重首长”，实则是破坏制度、滋生特权的温床。 他当即让秘书室主任把所有相关秘书叫到办公室，开门见山地质问：“文件下达前私下送首长家里，是谁规定的？”主任低着头回答：“这是老规矩了，以前一直这么做，说是让首长提前了解情况，方便后续落实。”廖汉生拍了下桌子：“老规矩不等于好规矩！文件是军区的正式指令，不是私人信件，提前私下传递。 这话戳中了要害。当时刚经历特殊时期，部分单位的规章制度还不够完善，一些“老规矩”带着明显的特权色彩。秘书私下送文件，不仅可能泄露涉密内容，更会让领导干部养成“特殊化”思维——觉得自己可以凌驾于制度之上，提前知晓信息、享受便利。而普通官兵看在眼里，心里难免会有想法，久而久之会影响部队的凝聚力。 廖汉生没就此打住。他专门召开军区机关干部大会，在会上把这件事摆到了台面上：“我刚来南京军区，就发现了这个‘怪现象’。同志们，我们是人民军队，不是封建衙门！首长和战士、干部和群众，在制度面前人人平等，没有谁能搞特殊！文件该怎么传达就怎么传达，按规定走正规渠道，谁也不能例外！” 他当场宣布三条新规：一是所有军区文件必须通过机要渠道正式下发，严禁提前私下传递；二是秘书室只负责文件的规范收发、登记备案，不得擅自给首长“透口风”“送人情”；三是成立监督小组，一旦发现违反规定的情况，严肃处理。 新规实施的第一天，就遇到了阻力。有位老资格的副参谋长找廖汉生，语气带着不满：“汉生同志，提前看看文件怎么了？我们都是为了工作，提前了解情况才能更好地部署落实。”廖汉生耐心解释：“老首长，我不是反对提前了解情况，而是反对这种私下传递的方式。如果确实需要提前沟通，可以召开正式的碰头会，大家坐在一起研究，既公开透明，又能集思广益，比秘书私下跑家里强得多。” 廖汉生自己更是以身作则。他的家离军区办公楼不远，可每次有文件，他都坚持在办公室等正式下发，从不让秘书私下送回家。有一次，一份紧急作战部署文件深夜下发，秘书想着他年纪大了，想送过去让他早点看，被他严词拒绝：“按规定来，文件送到办公室，我明天上班再处理，绝不搞特殊。” 在他的坚持下，这种“自行车送文件”的老规矩彻底被废除了。军区的文件传达变得规范有序，涉密安全得到了保障，更重要的是，干部队伍中的特权思想受到了冲击。不少干部私下说：“廖政委这一下，把我们从‘老规矩’里拉了出来，让我们明白，制度面前没有特殊人。” 廖汉生常对身边的人说：“军队的战斗力，不仅靠武器装备，更靠严明的纪律、过硬的作风。一点点特权思想、一丝形式主义，看似不起眼，却能像蛀虫一样侵蚀部队的根基。”他的一生，都在践行这个理念。长征路上，他和战士们同吃同住，分着吃一个窝头；抗美援朝时，他在前线指挥所和参谋们一起熬夜，冻得手脚发麻也不搞特殊；和平年代，他始终坚守原则，把“官兵一致、军民一致”的优良传统刻在心里。 1975年的这场“文件风波”，看似是一件小事，却彰显了廖汉生中将的原则和担当。在他看来，制度是军队的生命线，任何破坏制度的行为，哪怕是“老规矩”，也要坚决纠正。这种对原则的坚守、对特权的零容忍，正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凝聚力、战斗力的关键所在。 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。廖汉生用自己的行动证明，不管时代如何变迁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不能丢，制度的严肃性不能破。只有始终坚守公平公正、反对特权思想，才能让部队保持纯洁性、战斗力，才能赢得人民的信任和支持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