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世对潘汉年案虽有重新审视与平反，但有一个核心事实始终无法抹去：他当年确实私自会见了汪精卫，并且将这一重大情况向组织隐瞒了长达数年。从这个绝对的事实基底出发，毛主席当年对他作出的定性，在当时的革命纪律与斗争逻辑下，有着无可辩驳的合理性。 潘汉年这个人，早年干情报工作确实有功劳，从三十年代起就在上海滩搞地下斗争，帮党收集过不少关键情报，也参与过统战和营救同志的任务。抗日时期，他在香港、上海等地建情报网，冒风险跟日伪特务周旋，目的是摸清敌情，为根据地提供情报支持。这些事组织上认可，功绩摆在那儿。 1943年春天，日伪有对淮南根据地大扫荡的迹象，潘汉年奉华中局指示去上海、南京加强情报线，顺便跟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联系，探听军事情报。他先到上海，通过中间人胡均鹤安排见李士群，结果李士群不在苏州，去了南京，还留话让过去找他。潘汉年去了南京，第二天李士群突然提出汪精卫想见他一面。 潘汉年当时没法向上级请示，也没法直接拒绝，因为拒绝可能断掉情报渠道，影响任务完成。他就跟着去了汪公馆，见了面。 谈话内容很短，没任何实质协议，潘汉年明确表示上海方面不代表延安，不会参加汪伪的议会政治。会见结束后，他还以商人身份见了日本军官都甲大佐，从中套出一些日军动向情报。 回到淮南根据地，潘汉年向饶漱石汇报了情报部署和日伪暂无大动作的情况，却没提见汪精卫这事。后来李士群、汪精卫都死了，见证人越来越少，这一瞒就拖了十二年。为什么不报？当时淮南整风搞得严，好几个敌工干部被审查，潘汉年担心汇报后说不清，被当成特务牵连进去，加上对饶漱石有顾虑，就这么拖着。 结果国民党那边传出风声，说潘汉年去南京跟汪精卫谈合作，毛主席当时不信，还亲自批发电报辟谣，说这是敌人造谣，潘汉年绝无可疑。 1955年开全国党代表会议，中央要求高级干部主动交代历史问题。潘汉年看到材料里牵扯饶漱石、扬帆用特务的事，又听说胡均鹤被捕，觉得瞒不住了，就找陈毅把1943年南京见汪精卫的经过全说了，还写了书面材料。陈毅转给中央，毛主席看完批示：此人从此不能信用。第二天潘汉年就被捕了。 从革命纪律看，这事严重。隐蔽战线最讲对党绝对忠诚，私自接触敌伪高层，还不报，等于把重大风险留给组织。抗战时局势复杂，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互相勾结，淮南根据地随时可能两面受敌，潘汉年负责的情报直接关系几万人的生死。组织没及时知道这事，就没法研判潜在危险。在那个年代，纪律就是铁律，谁都不能例外，哪怕功劳再大，隐瞒就是隐瞒。毛主席的定性就是基于这个，纪律面前人人平等，情报工作容不得半点侥幸，这在当时斗争环境下完全站得住脚。 后来1982年中央发通知，为潘汉年平反，恢复名誉，撤销内奸等结论，肯定他一贯忠于革命，有很大功劳。平反的是那些莫须有的罪名，比如投降国民党、供给台湾情报什么的，都没证据。但私自见汪精卫并长期不报这个事实，从来没人否认，也抹不掉。平反是为了实事求是，纠正错案，但不等于把错误行为洗白。革命成功靠的就是铁的纪律，谁碰了红线，谁就得承担后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