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十六史《西域传》与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：一脉相承的记载，各有侧重的立意 二十六史中的《西域传》并非单篇典籍，而是二十四史（含二十六史拓展版本） 中各朝正史为西域专设的纪传合集，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是其中的奠基性篇章之一；二者是个体与整体、源头与延续的关系，记载范围、立意视角有鲜明差异，却一脉相承构成了华夏正史中的西域全史，作者撰写的出发点均围绕王朝疆域、民族交流与治边理念展开，各朝又因时代背景各有侧重。 一、核心区别：个体专属VS通史合集，聚焦东汉VS贯通历朝 1. 记载主体与范围不同 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是范晔为东汉一朝专属撰写的西域专传，仅记载东汉建武至灵帝时期的西域史事，聚焦东汉与西域“三绝三通”的跌宕，以及班超、班勇父子定西域、甘英出使大秦等核心事件，是断代史中的西域专篇，内容聚焦、时代明确。 二十六史中的《西域传》是各朝正史作者相继撰写的西域传合集，上起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（西域传雏形）、《汉书·西域传》，下至明清正史的西域相关记载，贯通汉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数千年，覆盖西域地域范围随王朝疆域变化而拓展（从两汉西域都护府辖区，到唐代安西、北庭都护府，再到清代新疆全域），记载内容囊括历朝西域部族、诸国、疆域变迁、治边政策、中西交流，是一部跨越千年的西域通史。 2. 叙事视角与详略不同 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以东汉王朝的治边实践为核心视角，因东汉西域经营“时断时续”，叙事侧重**“通与绝”的原因探究**，详写班氏父子的个人功绩、东汉护羌校尉/西域都护的置废，以及西域诸国对汉家的归服与背离，对西域风土人情的记载多承袭《汉书》，仅补充“其事异于先者”。 二十六史《西域传》以华夏王朝与西域的整体联结为视角，各朝篇章各有详略：汉唐重写疆土开拓与治边制度（如汉置都护、唐设都护府），宋元重写民族交融与商贸往来（如西域部族内附、丝路贸易），明清重写疆域定型与主权管辖（如清代平定西域、设伊犁将军）；整体形成了“开拓—交融—管辖”的完整叙事线，是华夏对西域主权认知与治理实践的连续记载。 二、一脉相承的核心出发点，各有时代的侧重立意主题 （一）为西域立正史，彰华夏疆域与文明交融核心主题 二十六史各朝作者撰写《西域传》，均承袭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的正史编撰传统，核心出发点是将西域纳入华夏正史体系，打破“中原中心”的狭隘地理认知，证明西域并非“天之外区”，而是与中原血脉相连的一部分；同时通过记载西域与中原的交流，彰显华夏文明的包容性与辐射力，确立“华夏一统”的疆域观与民族观。这一核心立意，从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开始，成为后世各朝正史撰写《西域传》的不变准则。 （二）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彰显范晔的东汉立意底色 一是补东汉西域史之缺。东汉无官方国史详载西域事，范晔以班勇《西域记》为底本，将东汉百年西域经营载入正史，还原“三绝三通”的历史真相，驳斥“东汉弃西域”的偏颇认知，肯定班超、班勇等志士的孤忠与功绩。 二是探究治边得失的历史教训：范晔在传中反复强调“西域之绝，非羌胡之过，实吏治之弊”，通过记载东汉西域“通于仁政，绝于苛政”的史实，为后世治边提供镜鉴，立意落脚于“王政修则远人服”的治边哲理。 （三）二十六史《西域传》的立意在于历朝延续 二十六史中后世各朝撰写《西域传》，均在范晔的核心立意上，结合本朝时代需求延伸： 汉唐围绕立疆土、扬国威。汉唐时期，作者撰写《西域传》，意在记载王朝开拓西域的功绩，彰显国威远播的盛世气象，同时确立西域为华夏疆域的正史定论，为王朝治边制度提供历史依据。 宋元突出融民族、续文脉。宋元时期作者撰写《西域传》，意在记载民族交融的史实，强调“华夷同祖、天下一统”，延续华夏文明对西域的文化联结，即便疆土暂隔，文脉与民族联结从未中断。 明清彰显定主权、固疆域。明清时期作者撰写《西域传》，意在记载王朝平定西域、设官管辖的史实，确立西域的华夏主权，完成“西域为华夏固有疆域”的正史闭环，为后世疆域界定提供核心历史依据。 三、总结：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是二十六史《西域传》的关键纽带 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上承《汉书·西域传》的开拓之志，下启后世各朝正史《西域传》的编撰传统，它不仅是东汉西域史的完整记载，更将“治边以仁、疆域一统、文明交融”的立意融入正史，成为二十六史《西域传》的核心精神内核。 而二十六史《西域传》作为整体，是各朝作者对这一内核的时代诠释，从两汉的“开拓与坚守”，到唐宋的“交融与发展”，再到明清的“管辖与定型”，一步步将西域的华夏属性写入正史，成为华夏疆域观、民族观最珍贵的历史佐证——这也是历代史家撰写《西域传》的终极立意：以史为证，让西域永远成为华夏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 后汉书的史学智慧 二十六史中的西域脉络 正史里的华夏疆域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