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，24岁的王定国和53岁的谢觉哉在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结婚。夫妻俩共同生活了34年，生育了8个孩子。你知道是哪8个孩子吗？ 延安的窑洞里，不光开会，也办喜事。 一九三七年，八路军驻陕北办事处，五十三岁的谢觉哉和二十四岁的王定国，在一间土屋里结婚。 年纪差了二十九岁，从那天起扛在一起的，是三十四年的日子，也是一个大家子的起点。谢觉哉一生，头衔一串串：延安五老、法学家、教育家、社会活动家、新中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人。 这些说法都没错，可往前翻，他原本只是湖南宁乡一个老实读书的秀才。 一八八四年生人，一九零五年考中晚清秀才，一九一八年前后，新思潮吹进乡间，他开始琢磨民主、科学之类的新名堂，人就慢慢从旧课堂里转出来。 一九三三年，他到中央根据地工作，既当“主席身边的秘书”，又当内务部长。那一年，他主持和参加起草了早期的《劳动法》《土地法》等法规，把工人、农民的期待写进纸上。 一年之后，跟着大部队上路走长征，马背上照样改文件。 抗战时期，他身兼数职，在后方把制度、政权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垒牢。解放战争中，他继续在法律岗位上紧着干，为将来的新中国司法打地基。 一九四八年八月，他成了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，办起司法培训班，集中培养新中国第一批司法干部。 建国前，原来的朝阳大学改成中国政法大学，他又被推上校长的位置，成了这所新政法大学的第一个掌舵人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年纪大了，脚步没慢下来，还是在法律战线打转，直到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北京病逝。 他嘴上常念叨一句话：做官要清清白白，家里人不能有一点特权心思。 对子女的要求，比对自己还严。谁要是想拿“父亲是谢觉哉”这句话去开路，必定得被当场挡回去。 和王定国的孩子，一共七个，在外人眼里各有来头。在这之前，他与何敦秀还育有四子三女，这里就不细说。 长女谢宏，在国家财政部当处长，后来安静离世。 大儿子谢飘，一九三九年生。年轻时考进军事工程学校，毕业后在空军部队服役。一九六九年复员，回地方当普通工人。后来国家对外经贸忙起来，他先后在国家进出口委员会、国家经贸部、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工作，离职前在国家外贸部待着。他自己最记得的，是父亲那句“不许有半点骄气”。 二儿子谢飞，一九四二年生，走文艺这条路。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，留校任教，当过导演系主任、副院长。一九七八年，他拍出第一部电影《火娃》；一九八六年，剧情片《湘女萧萧》拿到第三十六届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“堂吉诃德奖”；二零一九年，又在第三届荔枝国际电影节领到终身荣誉奖。他的片子，成了许多电影学生的“必看作业”。 三儿子谢列，在国家远洋局干了一辈子。二零零四年，他回老家参加父亲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，记者问起兄弟姐妹的情况，他笑着说：“我们七个兄弟姐妹没一个当大官的。” 四儿子谢云，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工作到离休。第二个女儿谢亚霞，年轻时候远赴德国留学，后来留在那边从事医学工作，在医院和实验室之间打转。最小的儿子谢亚旭，一九五五年出生，在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上班，把机关里的杂事细事收拾得顺顺当当。 这几个子女，分散在财政、军队、外交、远洋、机关、医学、电影这些领域里，看上去没有谁“一人之下万人之上”，可都没有背离父亲那条老规矩：干干净净做事，踏踏实实吃饭。 还有一样东西，总被家里人拿出来当“第八个孩子”说，就是那一摞家书。 从一九一九年起，谢觉哉开始给家里、给晚辈写信。 最早几封写在局势紧张的岁月，最后一封是他一九六三年中风之后，用左手一点点写出来的。 前后五十年左右，一共一百一十五封。信里反复念叨的，不过就是几句话：不要染上特权，记得心里装着老百姓，做事要想着是不是正当。 二零一五年八月八日，这些信被整理成一本《谢觉哉家书》出版，动手的人是谢飞。 他一封封翻过去，看得越细，心里越发沉，说自己对父亲的孝顺迟了整整四十年。后来，他带着这本书去郑州见读者，当场又把父亲的话念了一遍：做人、做事、做官要清清白白，只能做正确的人，只能做该做的事。 到了这个时候，再看题目里那句“生育了八个孩子”，就不难懂了。 七个写在家谱上的儿女，加上一份被一百一十五封家书慢慢养大的家风，合在一起，才构成这桩陕北婚姻最特别的“后代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