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3年，钱瑛不幸被捕，为了不暴露身份，她借口上厕所，把一块怀表扔在了草丛中。谁知这个举动，竟让她逃过一劫！ 1933年，押送队在土路上往前赶，一个看似普通的农村妇女夹在队伍中间。 登记姓名叫“彭友姑”，粗布衣裳，头发随便一盘，谁都没往深里看。走到一段荒草疯长的路边，她忽然蹲下去，脸色发白，说肚子疼得厉害。特务去拽，她干脆往地上一坐，任谁拉都不起。 带队的怕半路出事，只好一边骂，一边指着草丛，让她快去“方便”。 她起身往草里走，手伸进衣襟。指尖摸到一块冰凉的金属时，心里明白了几分。那是一只怀表，是丈夫早年送的，表盖里夹着夫妻合影。敌人手里有雨花台烈士的档案，这块表一旦落到特务手中，身份、关系都能对起来。 她背对着押送的人，蹲下身，装作真在找地方。 手腕一抖，怀表钻进草丛，几片枯叶晃了晃，很快安静下来。她抹了把汗，继续捂着肚子被赶回队伍。别人只当她闹肚子，她知道，刚丢掉的是一件要命的东西。 钱瑛1903年生在湖北潜江。父母原先在外开药房，亏空太大，只好关门回乡，靠几亩薄田过日子。她从小爱读书，心里装着花木兰式的念头。 到说亲年纪，父亲替她定了门亲事，她不点头。吵过，哭过，没结果，被逼得急了，关上门拎起剪刀，对着自己就要扎。嫂嫂听出不对劲，冲进去，把剪刀夺下，人拉住，这才没出大事。从那以后，家里不再随便提“逼婚”。 1923年，她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湖北省立女子师范学校。 毕业后，她去了上海，从1928年起在那里的地下党组织中工作，从事党的秘密活动。 在上海，她遇到谭寿林。这个人学识好，人品端正，是组织里的骨干。 长期并肩工作，两人结为夫妻。第二年春天，她受组织派遣赴苏联学习，在那里生下一个女儿，寄养在保育院。 三年期满，她该回国了。国内斗争吃紧，组织催得紧，她只好把孩子继续留在苏联。此后多方打听，始终没有确切消息，母女终生失散。 1931年4月，谭寿林在工作中被捕，进了牢房，严刑一轮接一轮，他没吐出党的机密。 5月，他被押到南京雨花台，三十五岁倒在枪口前。 那只怀表成了遗物，也成了妻子身上最危险的东西。痛失丈夫后，她再没成家，把心思都压在“解放全国”几个字上。 湘鄂西根据地建立后，她去了那片地方，担任湘鄂西中央分局职工委员会委员、工会常委兼秘书长，在乡村里发动群众打土豪、分土地。 1932年，洪湖一带战火猛烈。5月，敌军一个旅向洪湖中心地区进犯，当地只剩一个警卫团留守。她接到命令，带几百名洪湖赤卫队员连夜赶路，走出数十里，到直路河一带从敌军背后出击，和警卫团前后夹击，直到红三军主力赶到，把这个旅全部歼灭。 6月起，蒋介石调集重兵围剿湘鄂西根据地。 9月，红军主力被迫撤出洪湖苏区。撤离时关卡重重，她换上粗布衣裳，头发草草一挽，扮成农村妇女，混在群众队伍里往外走。一路被岗哨盘问，她用乡音回答，手里提着篮子，背上背着被褥，到了汉阳，租了间小屋，隐蔽两个月，年底乘船回上海找组织。 1933年，组织派她到江苏省委工作。为安全起见，她用起“彭友姑”这个化名。 和她一起工作的周超英被捕后叛变，带着特务直奔她住处。她抢在敌人破门前烧掉大批重要文件，只把那只怀表留在身边，被捕押上路，就是那一天。 怀表扔了，人照样进了牢房。她先被押到南京监狱，受过刑。 审讯时她死咬“彭友姑”三个字，只承认自己是普通人，不承认党员身份。敌人知道她不简单，可翻遍材料找不到硬证据，只能判她十五年，把她转押首都反省院。那里天天逼人写“悔过书”，她和狱友绝食对抗，坚持三个月，又被押回女监。 1937年，抗战全面爆发，国共第二次合作，营救政治犯被提上日程。周恩来多方奔走，一批被关押多年的同志陆续走出高墙，她关了四年多也获释。 出狱后，她又在党的领导下继续从事地下工作，为新中国的和平解放出力。 新中国成立后，她被任命为第一任监察部部长。 这个位置要管规矩，得罪人最容易。她身患疾病，多次带队到问题最重、矛盾最复杂的地方查案，对谁都用一把尺子，中央领导肯定她的工作，老百姓也说她“办事公道”。 周恩来评价她，是“女包公”“女青天”。 1973年，钱瑛因病去世，终年七十岁。 电影《洪湖赤卫队》里韩英这个形象，有她在洪湖斗争中的一份影子。 她的事迹被搬上银幕，被许多人记住，只是很少有人会想到，当年在押送队伍里蹲在路边扔掉怀表的那个人，就是这个“女青天”年轻时的模样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