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5年，王维国释放后，被安置到河北邯郸永年县居住，落户于永年县民政局干休所。 1985年9月，66岁的王维国走出秦城监狱时，手里只攥着一张释放证明。 按照军事法院的判决，他的党籍、军籍早在1978年和1982年被先后开除，此刻的身份栏里只剩“刑满人员”四个字。安置方案是河北邯郸永年县——这个他从未踏足的冀南县城，成为他人生最后八年的栖身之地。 选择永年并非偶然。王维国的妻子杜贵珍籍贯在此，这是组织上权衡再三的结果。 他的老家石家庄元氏县虽近在百公里外，却因1938年他以地主子弟身份投身抗日时，曾带领游击队在万年村一带活动，当地仍有亲属和旧部。若回乡定居，难免引发历史纠葛。 上海更不可能，这座他曾主政五年的城市，文革期间因“砸烂公检法”制造的数百起冤案尚未完全平反，1985年仍有受害者家属上访。永年作为妻子的原籍，既非他的权力根基，又有家属纽带，成为最稳妥的选择。 安置地点定在永年县民政局干休所家属楼。这个四层红砖楼里，住着十多位离休干部，王维国的档案被单独标注“特殊安置人员”。 每月120元的生活费由民政局按月发放，比当时普通工人工资高出一倍，但对比他1967年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时的待遇，落差悬殊。 更刺痛他的是履历表上的括弧标注：“（开除党籍、军籍）” 永年的生活是封闭的。他被禁止使用“同志”称呼，参加老干部活动时，工作人员会提前告知其他人“不要询问往事”。每天清晨，他穿着褪色的蓝布衫在洺河边散步，遇到打招呼的居民，要么点头不语，要么低声说“我是外地人”。 唯一的例外是县图书馆，管理员记得他常借阅《毛泽东选集》和《朱德传》，书页间夹着铅笔批注：“1942年反扫荡，朱老总亲自给我们讲战术”。这些片段，是他对往昔仅有的公开倾诉。 经济待遇在1988年和1990年两次调整，生活费涨到260元，医疗费实报实销。但物质改善无法抚平政治身份的失落。 1989年清明节，他偷偷前往邯郸烈士陵园，在无名烈士墓前待了两小时，回程时对司机说：“当年我们连17个人，就活了我一个。”这句话被汇报到民政局，换来的是三个月的思想教育谈话。从那以后，他不再踏出县城半步。 安置背后是80年代初特殊的政治考量。对林彪集团涉案人员的处理，中央强调“惩前毖后，治病救人”，但王维国的特殊性在于：他是唯一在上海掌握过武装力量的案犯（曾任空四军政委兼上海公检法军管会主任），1971年被捕时身上还带着配枪。 邯郸地委1985年的内部文件显示，安置点选择永年，看重的正是其“离京广线30公里，无重要军事设施，便于监控”的地理位置。 这种监控体现在细节里。干休所的门卫登记簿显示，他每月最多两次去县城买菜，每次超过两小时就会有民政干部“顺路家访”。 1987年，他试图联系北京的老战友申诉，信件被邮局退回，理由是“地址不详”。 据当年的办案人员回忆，并非组织刻意刁难，而是同案的黄永胜、吴法宪等人均已保外就医，若允许王维国申诉，可能引发连锁反应。 1993年6月，王维国因肺癌晚期住进邯郸市第一医院。弥留之际，他反复念叨“回上海看看”，但直到去世，这个愿望也未实现。 火化当天，民政局按规定发放了800元丧葬费，骨灰盒上没有覆盖党旗——这是1978年开除党籍时就确定的待遇。送行的只有妻子杜贵珍和三个子女，当年在上海被他迫害的公安干警家属，没有一人到场。 直到去世，他始终不明白，为何同样参与林彪事件的陈伯达能保外就医，而他这个抗战老兵却要在异乡终老——答案或许藏在1982年军事法院的判决书里：“拒不认罪，态度恶劣”。在那个强调“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”的年代，态度，有时比罪行更决定命运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