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秋末的陕西子洲县，尘土飞扬的官道上，赶车老汉勒住缰绳。 刚从朝鲜战场回来的王扶之正想搭个便车，老汉却突然问：“长官，你见过一个叫王硕的兵吗？我儿十二岁参军，二十年没信儿了。” 车厢里的土腥味混着老汉烟袋的焦糊味，王扶之攥紧了军大衣口袋里那张泛黄的全家福。 照片上穿粗布棉袄的少年眉眼还带着稚气，那是十二岁的王硕，如今他叫王扶之。 这个名字是1935年在长征路上改的，指导员说“硕”字太扎眼，革命队伍里的人得像草木一样藏在山坳里。 朝鲜战场上被弹片划伤的肋骨还在隐隐作痛，停战协定签署那天，医院里的广播反复播送着寻亲启事。 王扶之拄着拐杖去登记处，干事翻着台账说：“陕西子洲县有个王老汉，十年前就开始找儿子，说他娃叫王硕，1933年参的军。” 老汉的鞭子在车辕上抽了个响，惊飞了路边的麻雀。 “那年红军路过咱村，娃非要跟队伍走，我给他塞了个麦饼，他说等革命胜利就回来。”王扶之的喉结动了动，1933年秋天，父亲也是这样站在村口老槐树下，只是记忆里的身影比眼前的老汉要挺拔许多。 车轮碾过一道浅沟，老汉突然咳嗽起来。 他从怀里掏出个磨得发亮的铜烟锅，烟丝里混着几片干枯的槐树叶。 “这是娃走那年从老槐树上摘的，他说槐叶烟提神。”王扶之的手不自觉摸向胸口，那里贴身藏着半片同样的槐树叶，是当年父亲塞在他口袋里的。 “您儿子...有啥特征不？”王扶之的声音有些发紧。 老汉眯起眼想了想，指了指自己的左耳后：“这儿有个月牙形的疤，小时候爬树摔的。”王扶之猛地转头，军帽下露出的左耳后，一道浅疤在夕阳下泛着淡红。 车辕“咔嗒”一声断了，老汉慌忙去扶时，王扶之已经跪在了地上。 他扯下军帽，露出被炮火燎过的额发：“爹，我就是王硕。”老汉手里的烟锅“当啷”掉在地上，铜绿斑驳的锅沿沾着半燃的槐叶，腾起的青烟裹着两串滚烫的泪珠子。 后来村里人常说，那天子洲县的日头落得特别慢。 王扶之帮父亲把断了的车辕修好时，天边的云霞红得像战场上的信号弹。 父亲摸着他军装领口的五角星，突然笑出声：“还是共产党的衣裳合身，比你当年穿的补丁褂子精神多了。” 现在陕西子洲县的纪念馆里，还摆着那根接好的车辕。 木头上的裂痕被铜箍紧紧勒着，像极了那个年代无数被战争撕开又被亲情缝合的家庭。 王扶之晚年总爱摩挲这根车辕，说它比任何军功章都沉，因为上面刻着一个父亲二十年的等待，和一个儿子两万里的归途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