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打仗靠老百姓，现在让工人自己找出路，我不同意！”就这句话，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将军，拍着桌子说的。 老将军名叫赵长河，那年已经78岁，离休在家十年，身上还留着战争年代落下的病根。他的书房里摆着两样宝贝，一样是磨得发亮的旧军大衣，另一样是个掉漆的搪瓷缸，缸身上印着“劳动光荣”四个红字。那是1950年，他从朝鲜战场回来，去东北一家兵工厂视察时，厂里的老钳工王师傅硬塞给他的。 离休后，他不爱待在家里养花弄草，总爱拄着拐杖往城西的老机床厂跑。那个厂是他当年亲手督办建成的，从最初的几间小平房，到后来的大厂房，每一砖一瓦他都记得清楚。厂里的工人见了他，都喊他“赵老”，他也乐意和大家唠嗑，听他们说车间的生产进度，说家里的柴米油盐。 那天他去厂里，刚进大门就觉得不对劲。以往机器轰鸣的车间，安静得能听见风吹过窗户的声音。几个工人蹲在墙角抽烟，眉头皱成了疙瘩。他拉住一个眼熟的年轻工人，问咋回事。年轻人叹了口气，说厂里要改制，上面说要减员增效，让一半的工人下岗自谋出路。这话像一块石头，狠狠砸在赵长河的心上。 他拄着拐杖，一步步挪到厂长办公室，推开门就看到桌上摆着的裁员名单。名单上密密麻麻的名字，好多都是他认识的老工人，有的是跟着厂子干了一辈子的老师傅，有的是子承父业的年轻后生。厂长见他来了，赶紧起身倒茶，支支吾吾地说这是改革的阵痛，没办法的事。 就是这句话，让赵长河拍了桌子。他的手因为激动微微发抖，声音却洪亮得像打雷。他指着墙上挂着的“工业学大庆”的旧牌匾，问厂长记不记得，建厂初期，工人是怎么干的。 那时候缺设备缺原料，工人们就自己动手造零件，白天在车间干，晚上睡在厂房里，饿了啃窝头，渴了喝凉水。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，厂里粮食不够，工人们宁愿自己勒紧裤腰带，也要把省下的粮食送给军属。 抗美援朝那会儿，厂里接到紧急任务，要赶制一千把军镐，工人们连续三天三夜没合眼，硬是按时完成了任务。那些军镐送到前线，帮志愿军战士们挖战壕、筑工事，挡住了敌人的无数次进攻。赵长河说，他亲眼见过，王师傅的手被机床轧伤了，还咬着牙坚持干活，说多造一把军镐，前线的战士就多一分安全。 这些事，厂长也听过，但他只是低着头说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厂子效益不好，不裁员撑不下去。赵长河没说话，拿起桌上的裁员名单，翻了半天，突然指着一个名字问，这是老周的儿子吧。 老周是当年的车间主任，1976年唐山大地震，他为了抢救厂里的设备，被砸伤了腿，落下终身残疾。赵长河说，老周这辈子，把所有的心血都扑在了厂里，现在他儿子要下岗，你让他怎么闭眼。 他越说越激动，咳嗽了几声，掏出兜里的药吃了，缓了缓又说，改革是为了让日子过得更好，不是让为国家出过力的人受委屈。打仗的时候，老百姓推着小车送粮食、送弹药，帮我们打赢了胜仗。现在建设国家，工人是主力军，把他们推出去自己找出路，良心上过不去。 那天下午，赵长河没走，他坐在车间里，和几十名工人聊了一下午。他听他们说难处，有的工人夫妻都在厂里，要是一起下岗，家里的孩子就没钱上学；有的老师傅除了开机床，啥也不会，出去找工作都没人要。赵长河把这些话都记在了本子上，密密麻麻写了好几页。 第二天一早，他拄着拐杖去了市里，找到相关部门的负责人，把本子往桌上一放，说这些都是工人的心里话，你们听听。他没提自己当年的战功，也没摆老资格，只是一条条说工人的贡献，一条条说下岗工人的困境。他还提议，厂子不能光想着裁员，要搞技术革新，开发民用产品，把军工厂的技术用到老百姓的生活里。 他的话起了作用，相关部门重新调研，调整了改制方案。厂里引进了新的技术，把原来的军品生产线改造成了民用农机生产线，生产的小型收割机很受农民欢迎。 工人们不用下岗了，还能拿到奖金。那天赵长河再去厂里，车间里又响起了熟悉的机器轰鸣声。工人们围着他，给他递烟倒水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看着那些忙碌的身影，看着墙上新挂的“军民融合促发展”的标语，眼睛湿润了。 赵长河这辈子，没说过什么豪言壮语。他只认一个理，国家是老百姓的国家，工厂是工人的工厂。打仗靠老百姓，建设靠工人，这是根，不能忘。一个国家，要是让为它付出过的人寒了心，那才是真的撑不起来。老将军拍桌的那一刻，拍的不是官威，是初心，是对老百姓和工人最沉甸甸的牵挂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