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9年，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病危，病床前却空无一人，六个子女均未到场。弥留之际，他忍不住放声痛哭“报应啊，这都是我的报应。” 说起茅以升，大家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词肯定是钱塘江大桥。那是咱们中国人自己设计、自己建造的第一座现代化钢铁大桥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，这不仅是一座桥，更是民族的脊梁。为了抗日，他曾亲手炸毁了这座心血之作，那句“抗战必胜，此桥必复”的誓言，至今听来都让人热血沸腾。 他在江河之上是个能定乾坤的“龙王”，但在感情的河流里，他却是个迷失方向的摆渡人。 茅以升的婚姻起点，其实和那个年代大多数旧式文人一样，是“父母之命”。18岁那年，还在读大学预科的茅以升，迎娶了19岁的戴传蕙。戴家和茅家是世交，书香门第，门当户对。戴传蕙这人，长得圆润甜美，性子温婉贤淑，典型的江南闺秀。 婚后两人那是相当恩爱，戴传蕙虽然不懂那些复杂的力学公式，但她懂茅以升。丈夫出国留学，她就在家侍奉公婆、拉扯孩子；丈夫回国搞事业，她就带着全家跟着颠沛流离。为了支持茅以升造桥，这个家搬了30多次。 甚至可以说，茅以升军功章的一半，都得给戴传蕙。 但坏就坏在这个“桥”上。修钱塘江大桥的时候，困难太大了，资金短缺、技术难题、还得防着日本人的飞机轰炸。茅以升压力大，戴传蕙压力更大。她整天提心吊胆，生怕桥塌了丈夫要担责，久而久之，竟然患上了忧郁症。每当茅以升出门，她就心慌气短，甚至几次试图自杀。 那时候的茅以升，对妻子是既心疼又无奈。但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后来的一时冲动，竟成了压垮妻子的最后一根稻草。 1946年，50岁的茅以升只身去上海工作。那时候他已经是社会名流，风度翩翩。在上海，他遇到了21岁的权桂云。一个半百的老专家，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，这火花“刺啦”一下就擦着了。 茅以升没把持住，他在上海甚至和权桂云像夫妻一样生活，还生下了女儿茅玉麟。 直到1950年，国家搞“忠诚老实运动”，要求知识分子向组织交代一切历史问题。茅以升没辙了，只能硬着头皮坦白。但他得先过家里这一关。当他把这事儿告诉戴传蕙时，原本以为妻子会大闹一场，结果戴传蕙听完，只是呆呆地坐着，一句话也没说。 那个沉默的瞬间，其实戴传蕙的心已经死了。 她原本就有精神隐疾，这个打击直接让她的病情雪上加霜。虽然为了保全丈夫的面子，也为了这个家，她选择了隐忍，甚至默许了那个“外室”的存在。但从那以后，她看茅以升的眼神里，再也没了光。 家里的六个孩子呢？他们是看着母亲怎么操劳、怎么犯病、怎么为了父亲隐忍过来的。在孩子们眼里，父亲是国家的功臣，却是家庭的罪人。这种裂痕，随着戴传蕙的病情加重，一天比一天深。 1967年，特殊的历史时期来了。茅以升被打成“反动学术权威”，家里整天鸡飞狗跳。戴传蕙本就脆弱的神经彻底崩断了。在一次次惊吓和恐惧中，这位陪伴了茅以升50多年的发妻，带着满腹的心酸撒手人寰。 戴传蕙的死，彻底引爆了这个家庭的火药桶。 妻子尸骨未寒，茅以升就把权桂云和私生女接回了家。 这事儿搁谁能忍？尤其是长子茅于越。他是国际知名的教授，骨子里那是相当傲气。那时候他刚回国探亲，本来是想祭奠母亲，结果一看这架势，当场就炸了。他指着父亲说：“有她没我，有我没她！” 茅以升当时可能觉得，自己老了，需要人照顾，而且亏欠权桂云母女太多，想给她们一个名分。但他忽略了原配子女们的感受。那是他们母亲用命守护的家，怎么能容忍另一个女人登堂入室？ 最终，茅于越带着妻儿愤然住进宾馆，直到离开中国，都没再回过那个家。其他五个子女也纷纷站队，和父亲划清界限。好端端的一个家，就这么散了。 接回家的日子好过吗？并不。 权桂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她背负着“第三者”的骂名，还要面对周围人的冷眼和继子女的敌视。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她也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1975年，年仅50岁的权桂云也郁郁而终。 晚年的茅以升，住在空荡荡的大房子里，身边只有小女儿茅玉麟照顾。 时间一晃到了1989年。茅以升病重住院。 人老了，特别是在生死关头，最在乎的往往不是什么功名利禄，而是亲情。他躺在病床上，每天眼巴巴地盯着门口，就盼着那六个孩子能来看他一眼，哪怕是来骂他两句也行啊。 可是，门口始终空空荡荡。 为了安抚父亲，小女儿茅玉麟甚至模仿大哥茅于越的笔迹，伪造了一封“家书”，假装哥哥已经原谅了父亲。当这封信读给茅以升听时，老人浑浊的眼睛里突然有了光彩，紧紧攥着那封信不放。 但这毕竟是假的。直到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，他也没能等到真正的和解。“报应啊，这都是我的报应！”这句临终遗言，是他对自己这一生感情债最沉痛的总结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