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0年6月18日，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，行刑前，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，陈仪摆手说：“你要念及旧情，就让士兵麻利点，打我头部。” 1948年，国民党的大势已去，这点连瞎子都看得出来。当时陈仪主政浙江，他是个聪明人，更是个不想看着家乡生灵涂炭的爱国者。他心里清楚，再打下去，除了多添几万座新坟，没有任何意义。于是，他动了起义的念头。 这时候，他想到了一个人——汤恩伯。 汤恩伯是谁？在外界看来，那是蒋介石的爱将，手握重兵，镇守上海。但在陈仪眼里，那就是他的“孩子”。陈仪对汤恩伯的恩情，说是“再生父母”都不为过。当年汤恩伯去日本留学，钱是陈仪出的；汤恩伯回国进陆军大本营，路是陈仪铺的；甚至汤恩伯能在蒋介石面前红得发紫，也是陈仪一手提携的。 陈仪觉得，凭借这份比血还浓的恩情，爷俩联手，既能保全浙江和上海的百姓，又能给自己留条后路，这事儿能成。 于是，陈仪写了一封亲笔信，让外甥丁名楠带着去上海找汤恩伯。信里的意思很明确：别打了，给解放军让条路，咱们起义。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无法理解那种信任感。陈仪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，毫无保留地交到了汤恩伯手里。他天真地以为，在政治利益面前，人情味还能占有一席之地。 可惜，陈仪赌输了，而且输得底裤都不剩。 汤恩伯拿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心理活动估计极其精彩。他面临着一个两难的选择：一边是恩重如山的“义父”，一边是虽然摇摇欲坠但仍掌握生杀大权的蒋介石。 汤恩伯这人，打仗或许有一套，但做人确实差点意思。他是个典型的“精致利己主义者”。在他看来，国民党虽然败局已定，但蒋介石还在，他汤恩伯的荣华富贵还得靠老蒋给。如果跟着陈仪起义，前途未卜；如果出卖陈仪，那是大功一件，说不定能成为老蒋身边的“肱股之臣”。 于是，汤恩伯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戳脊梁骨的决定：他把陈仪的亲笔信，转手就交给了特务头子毛森，呈送给了蒋介石。 为了掩盖自己的卑劣，汤恩伯还玩了一手“心理战”。他先是假装答应陈仪，稳住老头子，然后反手就是一个回马枪。这种手段，用在敌人身上叫兵不厌诈，用在恩人身上，那就叫丧尽天良。 蒋介石收到信后是什么反应？那是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。 老蒋本来就不待见陈仪。早些年陈仪主政台湾搞出了“二二八事件”，把老蒋搞得灰头土脸；后来陈仪又多次在公开场合跟老蒋唱反调。这回好了，证据确凿，“通共叛国”，这下谁也救不了陈仪。 1949年初，陈仪被免职，随后被软禁。汤恩伯这招“大义灭亲”，确实让他暂时保住了位子，但他没想到的是，卖主求荣的人，在任何阵营里都是不受待见的。 陈仪被押送台湾后，一直关在基隆。直到1950年6月，蒋介石觉得时机到了，下令处决。 审判陈仪的时候，场面一度非常尴尬。蒋介石为了羞辱陈仪，也为了杀鸡儆猴，特意搞了个“特种刑事法庭”。而那个把他送进来的汤恩伯，为了避嫌，也为了表现自己的“忠诚”，竟然还出庭指证。 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个画面：白发苍苍的陈仪站在被告席上，看着那个自己一手拉扯大的汤恩伯，嘴里说着指控自己的证词。陈仪当时是什么心情？绝望？愤怒？或许更多的是一种哀莫大于心死的冷漠。 行刑那天，除了蒋鼎文，其实还有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将领在关注着这件事。大家心里都有杆秤。汤恩伯虽然赢了官司，但在军中的名声彻底臭了。连蒋介石这种搞权术的人，打心底里也看不起卖师求荣之辈。 回到马场町刑场。 陈仪拒绝了酒食，整理了一下衣领，大步走向行刑点。他没有下跪，也没有求饶，只是转过身，面对着行刑队。 那时候的陈仪，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他对那个拿着枪有些发抖的刽子手说：“向我的头部开枪！人死，精神不死！” 随着一声枪响，陈仪倒在了血泊中。终年67岁。 汤恩伯以为自己立了大功，到了台湾能继续吃香喝辣。结果呢？蒋介石到了台湾后，痛定思痛，开始整顿吏治，像汤恩伯这种手握重兵又有“反骨”潜质的人，成了首要的清理对象。 老蒋对汤恩伯的态度，从冷淡变成了厌恶。据说陈仪死后，汤恩伯为了寻求一点心理安慰，在家里设了个灵堂祭拜陈仪。这事儿传到蒋介石耳朵里，老蒋大发雷霆，直接派人去把灵堂给砸了，还大骂汤恩伯是“做戏”。 后来，汤恩伯在台湾的日子越来越难过，军权被剥夺，只给了一个虚职。曾经的“上海王”，成了人人避之不及的瘟神。连他的老婆王竟白，因为无法忍受丈夫出卖恩师的行径，带着孩子远走美国，跟他断绝了关系。 众叛亲离，大概就是汤恩伯晚年最真实的写照。 1954年，陈仪死后仅仅四年，汤恩伯得了重病。他想去日本治病，结果在手术台上出了意外，死得非常痛苦。据说他在临死前，还在大声惨叫，死状极惨。 当汤恩伯的死讯传回台湾，蒋介石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：“他要是当初死在上海，也算是个英雄，死在日本，算什么？” 这句话，彻底给汤恩伯的一生盖棺定论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