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开国大典前，聂荣臻发表了震撼苍穹的讲话：“在这里，我要向大家发布一道死命令：正式受阅的那天，如果遇到敌机空袭，大家要原地不动，下刀子也不能动！天安门广场30万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。大家能做到吗？” “如果遇到敌机空袭，大家要原地不动，下刀子也不能动！”这话什么分量？这就是告诉所有人，为了新中国的脸面，为了这第一面五星红旗升得稳当，咱们当兵的，命都可以不要，但队形绝对不能乱！ 您可能会问，为什么毛主席、周总理偏偏一眼就相中了聂荣臻来当这个阅兵总指挥？ 咱们聂帅，身上有股子特殊的劲儿。您看那些老照片，哪怕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，聂荣臻的仪表永远是那么讲究。缀满补丁的旧军服整洁、干净，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。这就是一种范儿，一种“儒将气质，武将雄风”。 人是定了，但现实的困难那是摆在明面上的。 距离大典就剩一个来月，时间紧得火烧眉毛。受阅的部队大多是从战场上刚下来的，习惯了猫腰跑战壕，现在要他们在水泥地上踢正步，走得像切豆腐块一样整齐，这对这些流血不流泪的汉子们来说，比打攻坚战还难。 毛主席还特意叮嘱：“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，这次阅兵也是初战。开国第一次嘛，告诉同志们，一定要搞好，不许搞坏。” 这话不仅是压力，更是军令状。聂荣臻是个心思缜密的人，他太知道这里的轻重了。他跟手下的方队领导们说得特别实在，像拉家常一样，但句句都在点子上：“别小看这些事，一旦马匹摔在天安门城楼下，装甲车开不动，整个阅兵不就乱了套么？” 为了这“万无一失”，聂荣臻那是真拼了命。 就在大典临近的一天晚上，搞了一次群众演练。结果不出所料，队伍渐渐乱成一锅粥，只见人山人海，四处都是陌生的面孔。糊里糊涂乱挤碰，不少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。 这可把聂荣臻愁坏了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有人小声提了一句：“能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上编上号？” 聂荣臻的眼睛刷地一下就亮了。负责组织的肖松也是一拍桌子跳起来：“有了，把我们在图纸上的队形用乳白灰浆画到广场上去，编上号码，跟各领队分好哪支队伍站在几号方砖上，对号入座，乱不了！” 问题解决了，心情也好了。聂荣臻看着这群熬红了眼的部下，幽默了一把：“我历来奖罚分明，现在奖赏你们两个小时的睡眠。” 肖松也乐了，跟聂总开玩笑：“总指挥，先保存这份奖赏吧。等开国大典结束后，我要跟你讨三天三夜的睡眠，连梦都不做。” 聂帅哈哈大笑：“没问题，大典过后奖你睡七天七夜。” 当然，除了地上的队伍，天上的事情更让聂荣臻揪心。 这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那道“死命令”的背景。那时候国民党的空军还没死心呢，5月份才刚轰炸过南苑机场，炸死炸伤了不少人。开国大典定在下午3点，很大原因就是考虑到敌机的航程和光线问题，想以此避开空袭。但谁敢保准敌人不来个鱼死网破？ 聂荣臻在预演的时候，站在天安门城楼上，看着底下的战士，心里那个沉重啊。他知道，一旦敌机来了，如果队伍乱跑，那踩踏造成的伤亡可能比炸弹还大，而且这开国大典就彻底砸了。 所以，他才发出了那道震撼苍穹的命令：“正式阅兵那天，万一发生空袭，不能动，下刀子也不能动！天安门广场二十万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，我们能做到吗？” 底下的回答是什么？“能做到！” 除了阅兵本身，大典的配乐也是个让人头秃的问题。这事儿聂荣臻交给了年轻的罗浪。当时关于阅兵曲目，争议很大。有人说用国际通用的，有人说用苏联的。罗浪这小伙子有种，在会上敢跟专家叫板，说咱们新中国就要用大家熟悉的革命歌曲，咱们要“以我为主”。 这方案报到毛主席那，主席大笔一挥：同意！并亲自写下了“以我国为主，以我为主”。 就这样，10月1日那天，当罗浪指挥着200人的军乐团，在天安门广场奏响《东方红》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时，那种自豪感是无以言表的。要知道，这背后也有聂荣臻的支持和信任。他曾拍着罗浪的肩膀说：“毛主席要亲自聆听咱们军乐团的演奏，要亲自升起五星红旗。你指挥的乐团要壮国威，壮军威。” 终于，激动人心的一天到了。 1949年10月1日。对于聂荣臻来说，这一天比打了一场大胜仗还累，但也还要舒畅。 当毛主席按动电钮，五星红旗冉冉升起；当54门礼炮齐鸣28响，震彻云霄；当受阅部队迈着整齐划一的步伐通过天安门，聂荣臻站在城楼上，看着这一切，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。 为了这一刻，多少人流血牺牲，多少个日夜的不眠不休。 所有的担心，马匹没有惊，车子没有坏，敌机也没有来，队伍没有乱。一切都像这秋日北京的天空一样，明媚而庄严。 大典结束后，聂荣臻没有留下来看晚上的烟火游行。他是真的太累了。他回到庆王府寓所，倒头就睡。 这几个月来，他是真的透支了。从北平纠察总队到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，还要兼顾华北军区的战事，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帅，是用自己的心血，为新中国的诞生献上了一份最完美的厚礼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