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“劫富济贫”是不是犯罪？孙玉良：建立公正法治社会才是治本之道】古有梁山好汉啸聚山林，“替天行道”的杏黄旗下，是“劫富济贫”的快意恩仇；今有网络之上，偶见对某些富豪“为富不仁”的愤慨，夹杂着对“侠盗”式人物的复杂情绪。当贫富的沟壑日益醒目，一种源于古老朴素正义观的冲动——取“不义之财”以济困苦——便会在社会情绪的暗流中涌动。然而，一个现代法治社会必须直面并厘清这个核心问题：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，以“济贫”为名目的“劫富”行为，究竟能否跳出犯罪的范畴？答案清晰而坚定：任何未经法律授权的强制性财产剥夺，无论其动机如何“良善”，本质上都是对法治根基的撼动，是一种犯罪。想像一下，如果人人“劫富济贫”，这个社会该是多么混乱。因为富人中也有好人，穷人中也有恶人，劫的不见到是坏人，也不见到是不义之财。这样的做法如果是“正义”的，相当于人人都有“执法权”，结果必然是天下大乱，也必然是整个社会陷入贫穷，因为穷成为“天然正义”的化身，富则是具有原罪的。但现实生活中，又人人向往富裕，追求富裕，这不是很矛盾的悖论吗？所以，纠缠于“劫富济贫”是否合理的表象争论无济于事，真正的治本之道，在于坚定不移地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，通过系统性的制度安排，从根本上疏导社会正义焦虑，实现财富的合理流动与共享。首先，必须从法律与社会的双重视角，剖视“劫富济贫”行为的本质。在法律的天平上，其犯罪属性不容置疑。我国《刑法》明确规定了抢劫、盗窃、抢夺、敲诈勒索等侵犯财产罪的构成要件。这些罪名的核心，在于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实施了强制或秘密取走他人财物的行为。所谓“劫富”，其手段的非法性直接触犯了这些铁律。法治的精髓在于“程序正义”与“规则之治”，它要求对任何权利的干涉（包括财产权）都必须经由法律预设的正当程序。如果动机的“正当性”可以凌驾于法律程序之上，那么任何个体或团体都可以凭借自我宣称的“正义感”去侵犯他人的合法权利，其结果必然是强权即公理，社会将陷入人人自危的“丛林状态”。从社会效应看，个体的、“侠盗”式的财富再分配，其效果是随机的、局部的，且极不稳定，无法带来普遍的社会福利提升，反而会严重破坏社会经济运行所依赖的产权安全与交易预期，最终损害包括贫困者在内的全社会利益。然而，仅仅指出“劫富济贫”的非法性与危害性，并未触及问题的深层根源。这一观念之所以能在民间话语中获得某种道义同情，正是因为它尖锐地折射出现实中存在的、亟待解决的社会痛点：发展的不平衡与财富分配机制的不尽完善。当部分人群通过勤劳、智慧与机遇合法致富时，社会报以掌声；但当公众普遍感知到财富积累过程中存在权力寻租、市场垄断、规则不公或资本无序扩张等扭曲现象，而社会保障网络又未能充分兜底民生时，“为富不仁”的刻板印象便会滋生，“劫富济贫”的古老叙事便获得了滋生的土壤。它本质上是一种对制度性不公的扭曲抗议，是正义诉求在法治渠道不畅时的非理性宣泄。因此，问题关键不在于道德批判这种情绪，而在于如何通过坚实的制度构建，去回应和疏导这种对公平正义的深切渴望。所以，社会进步的方向是：超越对个人行为的道德或法律评判，致力于系统性、制度性的“治本”。建立一个公平公正的法治社会，方是治本之道，这意味着要将对公平正义的追求，全面嵌入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与执行之中。此“法治”，非仅惩恶之“制”，更乃扬善之“治”，是社会正义的主动塑造机制。其路径至少包含三个维度：其一，以法治固根本，保障权利与机会的起点公平。这要求不断完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，通过《反垄断法》、《公平竞争审查制度》等，破除壁垒，防止资本与权力勾结掠夺社会财富；通过健全劳动法律法规，保障劳动者合法报酬与尊严；通过深化教育、医疗等基础领域的改革，努力缩小先天与地域带来的机会鸿沟，让每一个体的努力都有绽放的可能。其二，以法治精神，构建科学合理的财富分配与再分配体系。公正的法治社会绝非“劫富”，而是通过法律的权威，确立并执行一套理性、透明的税收、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制度。这包括优化个人所得税、研究推进房地产税等财产税制，让税收真正发挥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；同时，必须强力确保财政转移支付、社会保险、社会救助等“济贫”手段的公平、高效与全覆盖，编织坚实细密的社会安全网，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。其三，以法治精神弘扬正气，鞭挞歪风，畅通社会监督与权利救济渠道。一个公正的社会必须有能力及时纠正自身的不公。这需要强化司法独立与公正，让每一个公民，尤其是弱势群体，在权利受损时都能获得有效、低廉的法律救济；需要保障媒体与公众的监督权，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，让不公现象无处遁形；需要弘扬法治文化与契约精神，使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成为全社会的共同追求。“劫富济贫”的浪漫想象，根植于人们对公平的本能渴求，但其手段的非法性与破坏性，决定了它只能是历史故事中的昙花一现，绝非现代社会的解困良方。因此我们看到数千年历史，“劫富济贫”的结果只是产生了另一批富人，另一批穷人，并没有构建出一个老百姓希望看到的公平公正社会，这就是黄炎培所说的“历史周期律”。封建王朝的循环，只不过是换了皇帝的姓氏，每一次王朝更替，都会带来社会动荡，甚至血流成河，一将功成万骨枯，结果是“兴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”。经过几千年的劫难，我们必须悟出：再不能这样下去了。通往正义的道路，绝不能依靠破坏规则的“快意恩仇”，而必须铺设于良法善治的坚实路基之上。我们需要深刻理解其背后沉重的社会叩问，从而更加坚定地推进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法治中国建设。唯有如此，才能从根本上消解那种以暴力实现财富转移的社会冲动，让每一个人都能在法律的护卫下，通过自身的奋斗安居乐业，最终达致“各美其美，美人之美，美美与共”的社会大同。这才是我们这个时代，对“替天行道”最深刻、最负责任的现代表达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