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4年，一名21岁女知青夜间独自去厕所时神秘失踪。连队把整座山翻了个遍，却仍然找不到人。直到2009年，老知青们在聚会时，在沙发上抽烟的老知青突然问了一句：小朱有没有可能是自己走的？ 这个问题没人接话。因为当年连朱梅华的存折、衣物、手表都没带走，那只黑布鞋还孤零零躺在泥里。 朱梅华是上海知青，1970年被分配到云南西双版纳的生产建设兵团。她漂亮，会唱歌跳舞，很快成为连队里显眼的人物，也因此有过一些麻烦。回城的指标卡得死，谁都知道这个权力握在连队干部手上。 指导员蒋井山当时正负责连里事务，是兵团老党员，管得严，但性格古怪。 1976年他因企图侵犯来探亲的未成年侄女被查，妻子在接受调查时无意提到朱梅华出事那晚，他回家时满身泥，提着一把锄头。她还记得蒋井山悄悄把一块白色手表藏进墙缝，那年朱梅华就曾戴着一块白色表。 这条线索让调查重新启动，蒋井山在压力下承认，当晚以回城为由骗朱梅华去他屋里，事发后掩埋尸体。但他指认的地方找不到任何遗骸。他改口，又说埋在山上，找了几天，还是一无所获。 没有尸体，不能定案。蒋井山最后因为侵犯未成年人被判七年。朱梅华案子再一次被搁下。 调查最初的方向是祝为鸣，也就是朱梅华的前男友。祝为鸣当晚曾被人看见在女宿舍附近，被带走问话时承认杀了人。后来证据对不上，他改口说是被逼的。 他被放了，但一辈子都被“疑凶”这个标签困着。 1970年代初的边疆兵团管理很严，知青晚上不能随便外出。营地周边巡逻密集，边境口岸管控也严格。那段时间边防记录中没查到有异常出入记录。 也就是说，朱梅华如果真是“自己走的”，得无声无息穿越检查线，不带任何钱和身份证明。这种推测几乎站不住脚。 蒋井山口供反复，祝为鸣前后不一，尸体始终没找到。朱梅华案成为当时公安系统的典型“无尸案”。而类似的知青失踪案件，在那个年代并不少见，只是她的案件影响范围更广，时间更久，证据更少。 几十年过去，朱梅华的父亲早已去世，母亲晚年眼睛模糊，说到她的时候还是红了眼眶。兵团连队早已撤编，宿舍拆了，山路也修了水泥，只有那年雨夜没被带走的那只布鞋还被保留在地方档案馆里。 2009年的聚会之后，有人又去问当年参与调查的老民警，得到的回答仍然是那句：“没尸体，没法定案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