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见民声 解好民忧：畅通诉求渠道破难题 一、群众发声是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根基 社会治理的本质是对群众诉求的回应与满足，而群众的“想说、能说、敢说”正是打通治理堵点的关键。在当今社会发展进程中，教育医疗资源分配不均、基层治理不作为、公共服务缺位等问题，直接关乎群众切身利益，成为部分群体深恶痛绝的顽疾。这些问题往往隐藏在日常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，只有身处其中的群众最具发言权。 历史与实践反复证明，群众的声音是社会问题的“晴雨表”。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群众反映的污水排放问题，到城市交通拥堵治理中市民提出的路网优化建议，无数案例表明，群众的真实表达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最鲜活的一手资料，让治理举措精准对接民生痛点。反之，若群众“不想说、不能说、不敢说”，社会问题便会失去暴露的窗口，小问题拖成大难题，局部矛盾演变为系统性风险。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，“人民群众中蕴含着丰富的智慧和无限的创造力”，畅通群众发声渠道，本质上是汇聚民智、凝聚民心的治理实践，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。 二、群众“不想说、不能说、不敢说”的现实困境 尽管群众发声具有重要价值，但现实中仍存在诸多阻碍，导致部分群众选择沉默。其一，“不想说”源于发声反馈机制不畅。部分地区的意见箱沦为“摆设”，网络留言石沉大海，群众多次反映问题却得不到明确回应，久而久之便滋生“说了也没用”的失望情绪。这种“反馈空转”现象，消解了群众参与治理的积极性，形成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消极心态。 其二，“不能说”源于发声渠道不健全。在一些基层场景中，群众缺乏便捷、规范的表达途径：线下反映需层层审批，流程繁琐；线上平台操作复杂，老年群体难以适应；部分敏感问题缺乏专门的沟通渠道，导致群众“有话无处说”。此外，信息不对称也加剧了表达困境，群众不了解政策制定的流程和反馈渠道的作用，即便有诉求也不知如何有效传递。 其三，“不敢说”源于表达顾虑与风险。部分地区存在“报喜不报忧”的风气，群众反映问题可能被视为“挑事”，甚至面临隐性压力；少数基层干部对群众诉求采取敷衍、压制态度，导致群众担心“说了遭报复”；一些涉及权力滥用、利益输送的问题，因涉及面广、阻力大，群众即便知晓也不敢轻易发声。这种“沉默的螺旋”效应，使得社会问题难以暴露在阳光之下，最终损害的是公共利益和治理效能。 三、保障群众“想说、能说、敢说”的实践路径 畅通群众发声渠道，需要从制度保障、渠道建设、氛围营造三方面协同发力，让群众的声音有处说、有人听、有回应。 首先，健全制度保障，让群众“敢说”无顾虑。要建立健全群众诉求反馈机制，明确诉求受理、办理、答复的时限和责任主体，实行“清单化管理、闭环式落实”，确保群众反映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回音；完善容错纠错机制，明确群众正常表达诉求不属于“寻衅滋事”，严禁对发声群众进行打击报复，为群众发声提供法律保障；建立问题解决公示制度，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及处理结果进行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，让群众感受到“说了有用”。同时，要强化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制约，严厉查处压制群众诉求、打击报复群众的行为，以制度刚性破除“不敢说”的壁垒。 其次，优化渠道建设，让群众“能说”更便捷。要构建多元化的表达渠道，线上线下齐发力：线下要完善信访接待、政务服务大厅咨询等传统渠道，推行“领导干部接访日”制度，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；线上要优化政务APP、微信公众号等平台，简化操作流程，开设“诉求直通车”“民意征集”专栏，为群众提供全天候、便捷化的表达途径；针对特殊群体，设立专线电话、上门走访等专属渠道，确保表达权利无死角。此外，要加强渠道宣传，通过社区公告、乡村广播、短视频等形式，让群众知晓各类表达渠道的功能和使用方法，破解信息不对称问题。 最后，营造良好氛围，让群众“想说”有热情。要树立“群众呼声是第一信号”的治理理念，引导各级干部转变观念，把群众诉求视为改进工作的契机，而非负担；通过媒体宣传、典型案例解读等方式，弘扬“理性表达、有序参与”的社会风尚，让群众认识到发声是公民的权利，也是参与社会治理的责任；建立群众诉求办理评价机制，让群众对问题处理结果进行打分，将评价结果与干部绩效考核挂钩，倒逼干部重视群众诉求；定期公开群众诉求解决的成功案例，增强群众的表达信心，激发“想说”的内生动力。 综上所述，群众声音是社会进步动力，畅通发声渠道是破解社会问题关键。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进程中，让群众真正“想说、能说、敢说”，方能及时发现解决发展突出问题，让治理贴合民生、政策契合实际。这需制度保障、干部担当，更要全社会形成尊重倾听民意的良好氛围。群众诉求获重视、声音有回应，社会问题不搁置掩盖，治理效能提升，终将实现民有所呼、我有所应，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充实有保障可持续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