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，军统青岛站因叛徒出卖，一夜之间，120多名军统特工被捕，全部被日军杀害。军统青岛站全军覆没。军统大佬戴笠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暗杀叛徒。这个任务落到了徐子贞的身上。 徐子贞接到命令的时候，正躲在法租界的一间小阁楼里，手里攥着那份电报，指尖捏得发白。他是军统的老牌特工，平日里话不多，干起活来却像一把淬火的刀。可这次不一样，戴笠的电文里透着一股子狠劲：“不惜一切代价”。 那叛徒叫李春生，原本是青岛站的副站长，管着情报网的核心。这人平时看着老实巴交，谁想到他能把一百多条人命卖给日本人？徐子贞他脑子里现在就一个画面：那些被捕的兄弟，被拖到海边刑场，枪响的时候连声惨叫都来不及出，血把沙滩染红了一片。 任务落到徐子贞头上，不是没道理的。他在华北活动了七八年，熟悉青岛的每一条胡同、每一处码头。戴笠挑中他，看中的就是这股子“地头蛇”的劲儿。可徐子贞心里清楚，这事儿难办。李春生叛变后，日本人把他当宝贝疙瘩供着，藏在了宪兵队隔壁的宅子里，里外三层岗哨，连只麻雀都飞不进去。军统在青岛的网已经破了，徐子贞能靠的，就剩自己这条命。 他花了三天时间摸情况，扮成卖烟的小贩，在宪兵队附近转悠。李春生偶尔会出来，坐一辆黑色轿车，玻璃窗糊得严实，看不清脸。但徐子贞记得他那走路的姿势，微微驼背，左脚有点拖。这细节是当年一起受训时留下的，没想到如今成了索命的记号。徐子贞蹲在街角想着杀李春生容易，一枪了事；难的是怎么靠近，怎么脱身。日本人不是傻子，他们钓着李春生，就等着军统的人上门送死。 这任务里头，藏着些让人脊背发凉的东西。你说李春生该死吗？当然该死，一百多条人命债，枪毙十回都不够。战争像一台碾子，把人都压成了渣子，有的成了英雄，有的成了鬼。李春生选了下跪，徐子贞选了握枪，可说到底，都是乱世里求存的棋子。我在这儿添一句自己的看法：历史书上的“叛徒”俩字写得轻巧，背后却是血肉模糊的人性黑洞——恐惧、贪婪、绝望，哪一样都能把人逼疯。暗杀令一下，正义的大旗扯起来了，但旗子底下盖着的，是无尽的冤魂和轮回的复仇。 徐子贞没时间琢磨这些哲学问题，他得动手。计划定在一个雨夜，青岛的冬雨冷得像刀子，街上人少，哨兵也容易打盹。他弄了套日军的军服，伪造了通行证，混进了宅子外围。行动前，他把一把匕首和一支手枪贴身藏好，匕首是给李春生准备的，枪是留给自己。戴笠说要“不惜代价”，徐子贞懂这话的意思：成了，未必能活；败了，必死无疑。 潜入的过程比想象中顺利。雨声盖住了脚步声，岗哨的日本兵缩在岗亭里抽烟。徐子贞绕到宅子后墙，翻进院子，摸到了李春生的书房，情报说，他每晚这时候都在里头写报告。窗缝里透出昏黄的灯光，徐子贞贴着墙根，听见里头有咳嗽声，他轻轻推开门，李春生正背对着他，伏在桌上写东西。 “老李。”徐子贞喊了一声，声音不高。 李春生猛地回头，脸煞白，手里的钢笔掉在地上。他看着徐子贞，嘴唇哆嗦了几下，却没喊救命。两个人对视了足足十秒，空气像冻住了。徐子贞原以为会看到一张得意或惶恐的脸，可李春生眼里空荡荡的，只有一片死灰。“你来了。”李春生哑着嗓子说，“我知道军统不会放过我。” 徐子贞没接话，匕首滑到手里。李春生却突然笑了，笑得比哭还难听：“那些人……那些兄弟，是我卖的。可我老婆孩子被日本人扣在东北，我不干，全家都得死。”他顿了顿，眼泪滚下来，“现在他们死了，日本人说我没用了。徐子贞，你动手吧，早点完事，我早解脱。” 这话像一记闷棍，砸得徐子贞手抖了抖。任务单上没写这些，叛徒的软肋、交易的肮脏、战争里人人都是一身泥。他想起戴笠冷冰冰的命令，想起海边那些尸体，徐子贞没犹豫，刀刃一抹，血溅在桌面的报告纸上，把墨迹晕开了大片。李春生倒下去的时候，眼睛没闭，直愣愣瞪着天花板。 撤退时出了岔子。枪响了，不知是谁开的火，宅子里炸了锅。徐子贞撞开后窗跳进雨里，腿肚子中了一枪，他瘸着拐进巷子，躲进一堆废木料后头。日本人搜捕的吆喝声越来越近，他摸出那支手枪，抵在自己太阳穴上，任务完成了，代价呢？他这条命，大概也得交代在这儿。可最后一刻，他把枪放下了。不是怕死，是觉得不值。李春生死前那句话像鬼一样缠着他：“人人都是一颗棋子，今天你杀我，明天谁杀你？” 故事到这儿，其实该画句号了。但我想多说两句：历史里的暗杀，往往被涂成快意恩仇的英雄戏，可掀开底子，全是腥臭的脓血。徐子贞这样的人，活下来是传奇，死了是烈士，可他们心里那些挣扎、那些对错的摇摆，谁在乎？战争这台机器，碾碎了善恶的边界，留下的只有生存的残酷逻辑。咱们今天回头看，骂叛徒容易，理解叛徒难；赞英雄容易，看清英雄的代价更难。 后来呢？有人说徐子贞那晚逃出去了，隐姓埋名活到解放后；也有人说他死在了青岛的巷战里，尸首都没找全。真相早埋进了历史的烂泥潭，只有1940年冬天的雨，还在不停地下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