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1947年，国民党第92军军长黄翔得知上学的儿子黄琪玲被军统逮捕后，大怒，立刻就找到了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，怒斥军统胡乱抓人，并说道：我在前方与共产党打仗，你们却把我儿子当共产党抓起来。” 黄翔这话不是凭空撒气，是带着前线将士的一腔憋屈。1947年的华北战场打得正胶着，他的第92军守着保定防线，士兵们顶着解放军的炮火冲锋，战壕里的干粮都快断了，后方的补给还迟迟不到位。 他本人三天三夜没合眼，刚在指挥部眯着，副官就慌慌张张跑来报信，说少爷在北平辅仁大学读书时被军统的人铐走了，罪名是“通共”。黄翔当时就炸了，抓起桌上的搪瓷缸摔在地上，缸子碎成两半，里面的凉茶水溅了一地。 他和关麟征是实打实的老交情，两人都是黄埔军校一期的学生，当年一起在东征战场上拼过命，子弹擦着耳朵飞过的交情。黄翔冲进关麟征的办公室时，对方正在看前线战报，见他满脸通红、军装都没来得及换，就知道准是出了大事。 黄翔一把抓住关麟征的胳膊，手都在抖，嗓门大得隔壁办公室都能听见：“雨东（关麟征字），你评评理！我黄翔在前方卖命，一枪一弹跟共军干，他们倒好，把手伸到我儿子头上！琪玲才19岁，一个学生娃，懂什么通共不通共！” 关麟征皱着眉听完，心里也憋着一股火。军统这几年越闹越离谱，仗着戴笠留下的势力，在后方横行霸道，连军方将领的家属都敢随便抓。他太清楚军统的套路了，抓人的时候随便安个罪名，关起来就是严刑拷打，很多人熬不住，只能屈打成招。 他拍了拍黄翔的肩膀，让他先坐下，又给倒了杯热茶：“你别急，这事我来管。军统要是拿不出真凭实据，敢动你儿子一根汗毛，我关麟征第一个不答应。” 没人知道，黄琪玲被抓，压根不是什么通共，是因为在学校里参加了读书会。那时候的北平高校，进步学生聚在一起读鲁迅的书，讨论国家前途，是再正常不过的事。 黄琪玲跟着同学一起，给前线的士兵写过慰问信，还捐过自己的零花钱买药品，这些事传到军统耳朵里，就成了“通共”的铁证。抓他的那天，几个穿便衣的军统特务闯进教室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，把冰冷的手铐铐在了他手上，他喊着“我爸是黄翔”，特务们却冷笑：“抓的就是军长的儿子，杀鸡儆猴！” 关麟征办事不含糊，当天下午就打电话给军统北平站的站长马汉三。马汉三一开始还想打官腔，说“涉及通共案，需要保密审查”。关麟征直接怼了回去：“审查可以，把证据拿出来！黄军长在前方流血牺牲，你们在后方祸害他的家人，传出去，看哪个将士还愿意替你们卖命！”马汉三被噎得说不出话，他也知道黄翔的分量，第92军是华北战场的主力，真把黄翔逼反了，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。 三天后，黄琪玲被放了出来。他走出军统的看守所时，脸色苍白，手腕上留着一圈青紫色的铐痕，看见等在门口的父亲，眼泪唰地就掉了下来。黄翔看着儿子，心里五味杂陈，想说几句狠话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，只是叹了口气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回家吧，以后别掺和这些事了。”那天晚上，父子俩坐在灯下，黄琪玲低着头说：“爸，我没通共，我就是觉得，咱们国家不该是这个样子。 士兵在前线送死，百姓在后方挨饿，军统却在乱抓人。”黄翔没说话，只是默默抽烟，烟头在黑暗里一亮一亮，他心里第一次对自己正在打的这场仗，产生了怀疑。 这件事像一根刺，扎在了黄翔的心里。他发现，国民党的内部早就烂透了。前线的将士浴血奋战，后方的特务机构却忙着争权夺利、排除异己。军统和中统互相拆台，后勤部的官员克扣军饷，连士兵的救命粮都敢贪。他想起自己在战壕里看到的，士兵们穿着单衣过冬，脚上的胶鞋磨破了底，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趾，而那些达官贵人，却在南京的舞厅里搂着舞女，喝着洋酒。 1949年1月，北平和平解放的前夜，黄翔做出了自己的选择。他没有听从南京方面“撤退南下”的命令，而是带着第92军的全体将士，在阵地上竖起了起义的大旗。他对士兵们说：“我们打仗，是为了让百姓过上好日子。现在看来，跟着国民党，是看不到希望的。”起义那天，阳光照在北平的城墙上，黄翔看着身边的儿子黄琪玲，突然笑了。他想起两年前，自己怒冲冲去找关麟征的样子，那时候的他，还以为自己在保家卫国，现在才明白，真正该保的，是百姓的民心。 后来有人问黄翔，后悔不后悔起义。他摇着头说：“我这辈子最后悔的，是早没看透国民党的真面目。最庆幸的，是没让儿子跟着我走错路。” 军统的一次胡乱抓人，看似是件小事，却撕开了国民党内部腐败的口子。一个连自己前线将领的家属都容不下的政权，一个只知道内斗、不顾百姓死活的政权，注定会失去人心，走向败亡。民心向背，从来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