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8年4月18日，地下党员李维嘉接完头，正要回家，一个小姑娘却偷偷朝他摆手，他意识到出事了，赶紧转身离开。 李维嘉的脚步没敢有半分迟疑，后背已经惊出一层冷汗。这个看起来只有七八岁的小姑娘，是李维嘉早就联络好的街头小交通员。小姑娘名叫小英子，梳着两条细细的羊角辫，脸上还带着点婴儿肥，平时总在接头点附近的胡同口卖花生。 没人能想到，这个看起来人畜无害的孩子，竟是北平地下党安插的眼线。她的父母都是印刷地下刊物的党员，一年前被国民党特务逮捕，再也没回来。组织上把小英子托付给胡同里的孤寡老人，她却主动要求帮忙，说要替爹娘完成没做完的事。 那天李维嘉在城南的茶馆接头，对方递给他一份缝在棉袄夹层里的北平城防工事图，这是解放军攻城急需的情报。接头过程很顺利，两人只说了三句暗语，就各自分开。 李维嘉走出茶馆时，还特意看了看四周，街上人来人往，挑担子的货郎、摇着扇子的算命先生、追打嬉闹的孩子，一切都显得太平无事。他刚拐进通往家的胡同，就看见小英子蹲在墙角，手里攥着一把花生，眼睛却死死盯着他的身后。 按照之前约定的暗号，小英子点头代表安全，摆手就是危险。李维嘉看见那只小手在墙角后悄悄晃动，心脏猛地缩成一团。他装作系鞋带，低头飞快扫了一眼身后，胡同口的槐树底下，站着两个穿长衫戴礼帽的男人，帽檐压得很低，却挡不住那双警惕的眼睛。他们不是普通的路人，是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，袖口露出的枪柄轮廓，李维嘉再熟悉不过。 李维嘉没有回头，也没有加快脚步，他慢悠悠地直起身，转身朝着相反的方向走去，嘴里还哼着不成调的京剧。他知道，特务的眼睛肯定还盯着他，稍有异动就会暴露。 小英子蹲在原地，看见他转身，悄悄松了口气，又抓起一颗花生，慢悠悠地剥着壳，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。那两个特务果然犹豫了，他们原本以为李维嘉会回家，没料到他会突然改道，站在原地嘀咕了几句，才不紧不慢地跟了上来。 李维嘉拐进一条更窄的胡同，这里是他早就踩好的退路。胡同深处有一家杂货铺，老板老王也是地下党员，铺子里的咸菜坛子、酱油缸，全是藏情报的地方。他刚走到杂货铺门口，老王就从门帘后探出头，递给他一件沾满油垢的围裙。李维嘉心领神会，接过围裙系在身上，弯腰拿起墙角的扫帚，装作扫地的伙计，一下一下扫着地上的落叶。 特务追到胡同口时，只看到一个扫地的伙计，和一个坐在门槛上嗑瓜子的老头。他们问老头有没有看到一个穿蓝布衫的男人经过，老头指了指胡同的另一头，说早就走远了。特务们骂骂咧咧地追了过去，没注意到扫地的伙计，袖口露出的半截手腕上，有一块和李维嘉一模一样的疤。 等特务的脚步声彻底消失，老王才掀开门帘，把李维嘉拉进屋里。他从水缸里捞出一个咸菜坛子，拧开盖子，里面的咸菜被掏空，正好能放下那份城防图。“多亏了小英子，”老王擦了擦额头的汗，“茶馆周围早就被特务布控了，是叛徒出卖了我们的接头时间。”李维嘉的心沉了下去，他知道，这次暴露意味着又有同志要面临危险。他摸出怀里的几块大洋，递给老王：“麻烦你把这个交给小英子，让她这几天别再出来了，特务说不定还会回来。” 那天晚上，李维嘉没有回家，他在杂货铺的阁楼里待了一夜。窗外的月亮很亮，他想起小英子那双清澈的眼睛，想起她递花生时的样子，心里五味杂陈。他见过太多牺牲，战友的血、同志的命，还有孩子那双本该充满童真，却装满了警惕的眼睛。天亮的时候，老王告诉他，小英子已经安全转移，临走前还托人带话，说下次还能帮着打探消息。 三天后，那份城防图被顺利送到了解放军的前线指挥部。图纸上标注的炮位、碉堡、铁丝网位置，为后来的北平和平解放减少了无数伤亡。李维嘉再也没见过小英子，北平解放后，他曾去那条胡同找过，老人说小英子被组织送到了解放区的学校读书。 很多年后，李维嘉在回忆录里写下了那个春天的上午，写下了胡同口那个悄悄摆手的小姑娘。他说，北平的地下斗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战斗，是无数个像小英子一样的人，用稚嫩的肩膀、用无声的暗号，撑起了一条看不见的战线。 那些隐没在市井里的英雄，没有留下名字，没有留下照片，却用自己的方式，照亮了黎明前的黑暗。他们的故事，不该被遗忘。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