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6年，鲁迅去世的第2天，和鲁迅反目成仇13年的弟弟周作人，若无其事地去学校上课。课上，周作人讲到颜之推的《兄弟篇》，他的眼眶突然发红，想起和鲁迅断交的那天。 那天的北平，风里夹着黄沙，周作人照例在北大讲“六朝散文”，案头摆着《颜氏家训》的讲义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念到“兄弟者，分形连气之人也”时，粉笔在黑板上顿了顿，指节泛白。台下学生面面相觑——周先生平时讲课温吞，今天却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喉咙，额角的青筋跳了跳，忽然摘下眼镜擦了擦，再戴上时，镜片后的眼睛红了一圈。 他想起十三年前的那个秋夜。1923年7月，西城八道湾的宅子里，鲁迅把一封信拍在桌上，信纸被风掀起一角，露出“决裂”两个字。周作人当时正坐在藤椅上翻书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你要走就走，别在这儿摔东西。”鲁迅攥着信的手在抖，指节抵在桌沿上，压出一道白印：“我走，但不是摔东西，是你逼的。”那天晚上，鲁迅搬去了砖塔胡同，从此兄弟俩再没同桌吃过饭。 周作人心里清楚，断交的导火索是羽太信子——那个日本女人嫁进门后，把八道湾的花销翻了三倍，鲁迅看不惯她挥霍，夫妻俩吵了无数次。可真正让他寒心的，是鲁迅在信里写的“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”。 他想起小时候，两人在绍兴老家的百草园里捉蟋蟀，鲁迅把最大的那只塞给他，说“阿弟，这个给你玩”；想起在日本留学时，两人合租在东京的公寓，鲁迅每天早起帮他买豆腐脑，自己啃冷馒头；想起回国后在教育部当差，两人一起逛琉璃厂，鲁迅总说“阿弟喜欢的书，我都记着”。 可这些回忆，在“道不同”四个字面前，碎得连渣都不剩。周作人后来在《知堂回想录》里写过，断交后他整夜整夜睡不着，翻来覆去想“道”到底差在哪儿——是鲁迅的革命激进，还是自己的“闭户读书”？是他对时局的愤懑，还是自己想躲进故纸堆的逃避？他想不明白，索性把精力都扑在学术上，研究金石碑帖，考证古籍版本，仿佛只要不看窗外的世界，那些裂痕就不会疼。 今天讲《兄弟篇》，颜之推说“兄弟不睦，则子侄不爱；子侄不爱，则群从疏薄”，周作人忽然想起去年春天，母亲鲁瑞病重，他去医院探望，在走廊里碰见鲁迅的夫人许广平。许广平红着眼圈说：“大先生总念叨，说好久没见你和母亲了。”他当时没接话，只是点点头，转身就走——他怕自己一开口，眼泪会掉下来。母亲去世后，鲁迅托人送了挽联，写的是“老母已归，痛心何极”，可他连回信都没写，只在日记里记了一笔“收到豫才挽联，置之不理”。 课讲到一半，周作人放下课本，走到窗边。窗外的槐树叶子落了一地，像铺了层黄毯子。他想起鲁迅去世的消息，是许广平托人捎来的，信里说“大先生走得安详，临终前还说‘忘了我，管自己的生活’”。他捏着信纸的手松了松，纸角被风吹得哗啦响。他忽然觉得，自己这些年的“道不同”，在死亡面前，像纸糊的灯笼，一戳就破。 下课铃响了，学生们收拾书本往外走，没人注意到周作人还站在窗边。他摸出怀表看了眼，三点一刻——正是当年兄弟俩在八道湾一起吃下午茶的时间。那时候羽太信子会端来刚烤好的面包，鲁迅会就着茶吃，周作人则捧着本《茶经》翻两页。如今茶碗还在，面包香没了，连坐对面的人都成了回忆。 傍晚回到家，周作人坐在书桌前，铺开一张宣纸，想写点什么纪念鲁迅。可笔尖悬在纸上半天，只写了“豫才”两个字，墨汁晕开，像一滴泪。他叹了口气，把纸揉成一团，扔进废纸篓。他想起鲁迅生前总说他“太懒”，可现在他宁愿自己真的懒一点，懒到不用想起那些断了的过往，懒到不用在讲《兄弟篇》时红了眼眶。 夜里，周作人做了个梦。梦见自己和鲁迅回到了百草园的桑树下，鲁迅手里拿着一只蟋蟀笼，笑着说：“阿弟，你看，这只比当年的还大。”他刚要去接，笼子却变成了母亲的蒲扇，扇得他睁不开眼。醒来时，枕头湿了一片，窗外的月亮挂在槐树上，冷得像块冰。 后来有人问他，后悔和鲁迅断交吗？他沉默了很久，才说：“有些路，走着走着就散了。就像两条河，一开始在一个源头，后来流向不同的地方，再也没法汇到一起。”可只有他自己知道，每年清明，他都会在鲁迅的坟前放一束野菊花——那是鲁迅生前最喜欢的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