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 年，西北某农场，51 岁的张广源把三块木板捆在胳膊底下，趁着守夜人打盹，带着女儿溜出铁丝网。他们在冰河上漂了七个钟头，天快亮时摸到对岸的小镇，刚喘口气，就撞见两个骑自行车的民兵。 木板在水面上磕磕绊绊，张广源的胳膊早就麻了，手指冻得像胡萝卜，握不住桨。女儿小花蜷在他怀里，嘴唇紫得像茄子，小身子抖得像筛糠。冰河的水刺骨，溅到脸上能把睫毛冻成冰条。张广源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过了这条河，就能见到小花她妈了。 小花三岁那年，妻子受不了农场的苦，跟一个跑运输的司机跑了。张广源舍不得孩子，把她拴在裤腰带上干活。可上个月，农场来了新政策，单身职工的子女一律送到外地孤儿院。张广源去找场长，场长摊开手说：“没办法，名额有限。”他当晚抱着小花哭了半宿，第二天就去木工房偷了锯子和钉子，花了半个月做了这三块木板——不是为了逃荒，是为了把孩子送到外婆家。 冰面上的月光晃得人眼晕，张广源时不时低头看小花。小丫头的呼吸越来越弱，小手紧紧抓着他的衣襟。他加快了划水的速度，木板撞击冰块的声响在寂静的夜里格外刺耳。突然，前方的冰面裂开一道缝，水“咕嘟”冒出来，他赶紧把木板往旁边挪，心脏差点跳出嗓子眼。 七个钟头后，天边泛起鱼肚白，对岸的小镇轮廓渐渐清晰。张广源把最后一点力气都用光了，拖着木板往岸边爬。小花趴在他背上，小声说：“爸，我冷。”他解开棉袄裹住女儿，自己只穿件单衣，冻得直哆嗦。刚站起来，就听见“叮铃铃”的自行车铃声，两个穿绿军装的民兵骑车冲过来，车把上挂着的红布在风里飘。 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？”一个民兵跳下车，手按在腰间的枪套上。张广源的心一沉，下意识把小花护在身后。另一个民兵走过来，盯着他怀里的孩子：“这娃看着眼熟，是不是农场的？”张广源咽了口唾沫，说：“俺是来走亲戚的，孩子病了，想找个大夫。” 民兵互相看了一眼，眼神里带着怀疑。他们让张广源出示证明，张广源掏出皱巴巴的身份证，又从怀里摸出一张照片——是小花和她妈的合影。“这是孩子的妈，在镇上住。”他指着照片说。民兵接过照片看了看，没说话，只是用对讲机说了几句。 没过多久，一辆吉普车开过来，车上下来个戴眼镜的干部。他看了张广源和小花一眼，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哪个农场的？”张广源报了名字，又说了农场的编号。干部点点头，对民兵说：“先带回公社，查清楚再说。” 张广源被押着往公社走，小花拽着他的衣角，小声问：“爸，我们还能见到妈妈吗？”他蹲下来，用冻僵的手摸了摸女儿的脸：“能，一定能。”他想起临走前，场长说“你这是逃跑，要受处分的”，可他不在乎。他只想让孩子活下去，哪怕自己被判刑。 到了公社，干部给农场打了电话，又派人去查小花的身世。张广源坐在办公室里，听着外面的风声，心里七上八下。他知道，这事要是闹大了，不仅自己要坐牢，小花也会被送回孤儿院。他后悔吗？不，他只是不想让孩子重复自己的命运——当年他被下放到农场，就是因为替同事说了句公道话，从此断了回城的路。 中午时分，电话响了。干部听完汇报，表情缓和了许多。他对张广源说：“情况查清楚了，孩子的妈妈确实在这个小镇，而且她一直在找孩子。”张广源的眼睛一下子亮了，像抓住了救命稻草。干部又说：“不过，你得跟我们去派出所做个笔录，证明你是带孩子找妈妈的。” 张广源跟着干部走出公社，阳光照在脸上，暖洋洋的。他想起小花她妈走的时候，说过“等我赚够了钱，就来接你们”。这些年，他每个月都给她写信，可从来没收到过回信。他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，只知道她一定在某个地方等着他们。 派出所的笔录很简单，干部问了几个问题，就让张广源签了字。他刚签完，就听见外面有人喊“小花”。他跑出去，看见一个穿红棉袄的女人站在门口，眼睛肿得像桃子。小花挣脱他的怀抱，扑进女人怀里，哭着喊“妈妈”。 张广源站在一旁，看着母女俩抱头痛哭，眼泪也掉了下来。他想起自己这些年的苦，想起在冰河上的七个钟头，想起民兵的枪口，觉得一切都值了。干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说：“你做得对，孩子是无辜的。” 后来，张广源在小镇找了份修鞋的活，小花进了镇上的小学。他再也没回过农场，可他常常想起那个冰冷的夜晚，想起漂在河面上的三块木板。他知道，那不是逃亡，是父爱，是一个男人对孩子最朴素的承诺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