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8年，在台湾的国军中将张耀明想回陕西老家养老，周总理得知后，传话欢迎他回来。 张耀明接到消息时，正坐在台北的寓所里擦拭一把老式军用水壶。壶身漆皮剥落，壶底刻着“民国二十五年·黄埔”几个字——那是他刚进黄埔军校时发的，跟着他从西安打到徐州，又从东北撤到海南，最后跟着部队败退到台湾。他摸着壶底的刻痕，想起老家渭河边上的土坯房，想起母亲临终前抓着他手说“等你回来给我上坟”，眼眶突然湿了。 其实他早有回大陆的念头。1950年刚到台湾时，他还抱着“反攻大陆”的幻想，可几年过去，岛上的日子越过越紧：物资短缺，老兵没出路，年轻人要么去美国留学一去不回，要么在街头混日子。他看着镜子里白发越来越多的自己，想起当年在陕西老家当教书先生时，给学生讲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”，那时的热血，怎么就变成了如今的苟且？ 去年秋天，他在报纸上看到周总理会见海外华侨的新闻，心里一动。他想起自己是黄埔一期的学生，当年周恩来在军校当政治部主任时，给他们讲过“革命不是为了升官发财，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”。后来国共分裂，他跟着蒋介石走了，可心里总有个疙瘩——他见过共产党在延安搞土改，农民分到土地时的笑脸；也见过国民党在大陆横征暴敛，老百姓见了当兵的就躲。 他把想法告诉了老部下李振华。李振华是陕西人，1949年去了香港，后来定居加拿大。李振华听了，沉默半天说：“耀明哥，周总理的话是真的，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——大陆的情况和你想的不一样了。”张耀明摇摇头：“不一样我也回去，至少能给我妈上个坟，能喝口家乡的渭河水。” 周总理的传话是通过香港的朋友转达的。朋友说，周总理专门交代“要好好安排张耀明将军的生活，他是有功人员”。张耀明听到“有功人员”四个字，鼻子一酸——他想起自己当年在忻口会战里，带着一个营的弟兄顶着日军的飞机大炮，打到最后只剩十几个人；想起在成都解放前夕，他没执行蒋介石的“破坏命令”，保住了城里的电厂和粮库。这些事，大陆都记着。 可回大陆的路并不顺利。台湾的特务盯得紧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。他每天照常去公园散步，和老友下棋，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，暗地里却在准备证件和行李。他把军功章包在油纸里，藏进一个旧皮箱的最底层，又给老家的侄子写了封信，说“我可能要回来看你”。 1969年初，机会来了。他托李振华帮忙办了一张“探亲证明”，又通过朋友联系上了大陆的接待人员。临走前，他把那把军用水壶送给了李振华，说：“这壶跟了我半辈子，你留着做个纪念吧。”李振华接过壶，没说话，只是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张耀明从台北飞到香港，再转机到广州。下飞机时，他看见接他的人举着“欢迎张耀明将军”的牌子，心里突然踏实了。汽车沿着公路往北开，他看见路边的标语“欢迎台湾同胞回乡探亲”，看见田野里绿油油的麦苗，看见孩子们背着书包上学，仿佛回到了年轻时的陕西。 到了西安，侄子早已在车站等着。他跟着侄子回了老家，站在渭河边上，看着河水缓缓流淌，想起母亲当年在河边洗衣服的样子。他蹲下来，用手捧起一捧水，喝了一口——还是当年的味道，凉丝丝的，带着点泥沙。他哭了，像个孩子一样。 后来，张耀明被安排在陕西省政协工作，负责联络海外黄埔同学。他常给台湾的老战友写信，说“大陆现在很好，你们可以回来看看”。1980年，他带着家人回了一趟台湾，给老部下们讲了大陆的变化。有人说他“变了”，他笑着说：“我没变，我只是终于找到了回家的路。” 张耀明去世于1998年，临终前他留下遗言，要把骨灰分成两份，一份葬在陕西老家，一份葬在台北的军人公墓。他说：“这样，我就能永远看着两岸的亲人了。”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