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7年，张艺谋筹拍《红高粱》，花了四万块钱，请当地农民种100亩红高粱，并且承诺：“高粱的收成归农民所有！”可等开拍时，张艺谋到田里一看，当场傻眼了！ 1987年夏天，高密乡间的农田上，站着一群有些发怵的农民和一个看起来固执得近乎“轴”的外地人。这个外地人叫张艺谋，他盯着眼前一片东倒西歪的高粱地，脸色一点也不好看。 几个月前，他从电影经费里拨出4万元，又掏出800元买下莫言《红高粱》的改编权，千里迢迢跑到山东高密，就是为了把小说里那片“比人还高的红高粱地”拍进电影。可农民只把这块地当成“拍戏的道具”，化肥悄悄拉回家，地里也没人细心侍弄，结果高粱长得又矮又乱，根本没法入镜。 对一个刚拿到导演机会的人来说，这片高粱地，几乎寄托着他全部的赌注。 在此之前，张艺谋只是凭《黄土地》摄影在业内小有名气的摄影师，心里却一直不甘心只待在镜头后。他想要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，能证明他不仅会“拍画面”，还能讲故事。 妻子肖华把莫言的小说递到他手上时，他一口气读完，《红高粱》里混着血腥、酒气和泥土味的世界，让他觉得自己找到了那块命中注定的“料”。 于是，他带着剧组回到高密，执意要在故事发生地取景，还要求必须种出一片真高粱田。为了打动村民，他承诺收成都归农民，只求高粱要“比人高”。农民爽快答应，可等到拍摄前真正进地一看，张艺谋才发现对“认真”这件事，大家理解完全不一样。 眼看电影开拍在即，高粱却不争气，他只好咬牙做出决定：不行就推倒重来。农民心疼地里的苗，他心疼的是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的机会。 在他的坚持下，高粱重新下种，他几乎天天泡在田里，盯着浇水施肥。偏偏天公又不作美，一场迟来的干旱把刚长起来的高粱晒得蔫头耷脑。剧组有人劝他：“差不多就行了，镜头推进一点，观众未必看得出来。”他摇头，说那样拍出来，他自己先不答应。 最后，他和农民一起想办法，用附近水源搞起简易灌溉，一车车水往地里送，硬是把高粱从旱死边上拉回来。等到真正开机那天，他让摄影师把机器吊到高处，从俯视角度拍下那一片重新长起来的高粱地。镜头里，红高粱像海一样一浪接一浪，和书页里的文字终于重叠到了一起。 画面后面，是人。 演员上，他先是被姜文拒了，又在中戏从一群学生里挑出巩俐。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女孩，为了一个九儿角色跑到剧组试镜，在酒店房间里演了几场戏，把小说里那个又野又烈的女人活生生演出来。 张艺谋当场拍板，九儿属于她。后来，姜文偶然来探班，被他在高粱地里折腾得一身泥的样子打动，终于点头加盟。 就这样，从作家莫言写下的那行字，到肖华递过来的那本书，再到高密村民一遍遍翻土浇水，和剧组在烈日下反复调机位，《红高粱》一点一点从纸上长进了现实。 电影上映后，国内票房冲到约4000万，柏林金熊奖把这片高粱地推向世界。张艺谋从摄影师变成新锐导演，巩俐从学生变成一线影星，高密的那片地成了一代观众心里的“红高粱记忆”。 多年以后，张艺谋在片场认识了比自己小31岁的陈婷，成家立业，一边做父亲，一边继续拍片；巩俐嫁给商界精英，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。当年的绯闻早就散在风里，留下来的，是银幕上风吹过高粱时那种粗砺又灼热的美感。 再回头看1987年的那个夏天，最先让人记起的，也许不是颁奖礼上的掌声，而是高密地头一片“不合格”的高粱被推倒、重种的那一刻。那些被烧掉又重新长出来的高粱，就像张艺谋的导演路：不肯将就，不怕重来，只认准自己想要的那一片“红”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