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在纪委工作了十几年的前辈私下感慨：其实最难查的干部，往往不是最贪的。我很诧异，他摆摆手说，干这行久了，发现那些人身上通常有三个 “反常” 之处。我往前凑了凑，手里的茶杯都忘了端。 前辈点了根烟，没继续往下说那三个反常，反而问了我一句：“你记得老陈吗？就档案室那个，快退休了，整天笑眯眯浇花的那个。” 我点点头。老陈是单位的“隐形人”，除了浇花、整理永远整不完的档案，几乎不和人交流。单位任何热闹都找不到他。 “他年轻时，可是个能人。”前辈吐了口烟，“当年在一个实权部门，管着不少项目。后来不知怎么，自己坚决要求调到档案室，一待就是二十年。工资没涨过，岗位没动过，像颗钉子把自己钉在了最不起眼的地方。” “为什么？”我问。 “一开始，我们也纳闷。直到三年前，一封非常模糊的举报信，提到了一个二十多年前的老项目，拐弯抹角牵涉到他。”前辈把烟灰弹进缸里，“我们调出当年卷宗，一切手续合规完美，他经手的部分清清楚楚。他本人账户，这二十多年，进出都是工资。他爱人早就病退在家，儿子是个普通程序员。干净得像张白纸。” 办公室里只有空调的嗡嗡声。我等着下文。 “查不下去，但心里那点疑惑没散。后来我们有个同事，偶然翻看他近十年的请假记录。”前辈顿了顿，“发现他每年雷打不动，请两次事假，每次三天。一次在清明后，一次在冬至前。理由永远是：回老家修祖坟。” “这……有什么问题？” “他老家，就在邻市，开车两小时就到。根本不需要三天。我们派人跟着去了。”前辈看着我，“他没回老家。他开车去了隔壁省一个三线城市，每次都是。在那待一天，第二天返回。” “去见什么人？” “见一个老太太。住在老棉纺厂的家属院里。我们查了，老太太是个退休工人，无儿无女。”前辈把烟摁灭，“背景干净得和老陈一样。我们正面接触了老太太。她一开始什么都不说。后来聊久了，她才红着眼圈讲，老陈是她已故儿子的战友。她儿子当年在老陈手下干活，出了工伤事故没了。老陈觉得监管有责，心里过不去。这么多年，就替她儿子来尽孝，送钱送物，陪她说说话。他怕影响不好，也怕给老太太惹麻烦，所以从不声张，伪装成回老家。” 我愣住了，没想到是这个走向。 “那……举报信的项目？”我问。 “彻底查了，确实和他无关。他调去档案室，可能真是因为心里压着这件事，想离开是非地。”前辈喝了口茶，“我们最终没打扰他。他那些‘反常’，不爱扎堆，不争不抢，家庭简单——在这个故事里，只是一个人背负着内疚，安静地活着的方式。” 我手里的茶杯终于端起来，水已经凉了。窗外天色暗了下来，楼下传来下班的人声。前辈站起身，拍了拍我的肩：“所以啊，那三个反常，有时候指向深渊，有时候……也可能只是一口深井，里面藏着一点凉了很久的月光。咱们这工作，看多了黑，也别忘了分辨那些不一样的‘颜色’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