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0年，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，中国与国际上67个国家一起联手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。从此中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，迅速融入了国际大家庭。那可是我国时隔多年后第一次有机会参加奥运会。 那可是1980年啊。咱们中国刚刚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，那心情，就像是一个离家多年的孩子，终于拿到了回家参加聚会的请柬。我们的运动员，憋着一股劲儿，没日没夜地训练，就等着在奥运赛场上让五星红旗飘扬起来。这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来说，诱惑力太大了，意义也太重了。 去，还是不去？这不仅是个体育问题，更是一个政治站位的问题。 如果去，那就是给苏联人捧场，这就意味着我们默许了入侵者的暴行；如果不去，咱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参赛资格，运动员几年的血汗，就得付诸东流。 最终，中国做出了一个硬气的选择：不去！ 我们不仅不去，还和美国、日本、西德等67个国家站在一起，坚决抵制。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新闻。要知道，以前咱们和西方国家那可是老死不相往来的，但在反对霸权主义这件事上，我们居然和这帮“老冤家”站在了同一条战壕里。 这一招，虽然让我们的运动员遗憾地错过了赛场，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，中国却赢得了一枚沉甸甸的“金牌”。国际社会一看，哎呦，中国这哥们儿行啊，有原则，有骨气，在大是大非面前拎得清。正是这种负责任的大国态度，让中国迅速赢得了西方的认可，加速了融入国际大家庭的步伐。 这种认可，比拿几块金牌回来，对当时的中国来说，或许更紧迫，也更长远。 当然，咱们得说实话，这个决定对运动员来说，太残酷了。 那个年代的运动员，运动寿命本来就短，四年一届的奥运会，错过了可能就是一辈子。就像美国奥委会后来的首席执行官萨拉赫什兰承认的那样，这种抵制行动，对那个时代的全球政治几乎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，受伤最深的，其实是那些无辜的运动员。 咱们看个具体的例子。当时有一位叫阿妮塔德弗朗茨的美国赛艇运动员，她后来成了国际奥委会副主席。她在回忆录里那是满纸的辛酸泪。她是当时466名美国参赛运动员中的一员，为了那届奥运会，那是把命都豁出去练了。结果呢？政客们一句话，梦碎了。她当时感到既震惊又困惑：我不明白自己参赛与否能对苏联出兵阿富汗的决定产生什么影响。 她甚至还去打官司，起诉美国奥委会，结果收到了死亡威胁，被贴上“不爱国”的标签。最后官司输了，人也没去成。阿妮塔说得特别扎心：“这两次抵制行动没有给世界带来任何益处，却让我们这些运动员痛失了永远不能复得的机会。” 是啊，苏联军队并没有因为大家不去参加奥运会就撤出阿富汗，他们在那儿又赖了十年。而且，苏联人也不是吃素的，为了报复，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，苏联带着一帮小兄弟也搞起了抵制，甚至还有13个国家拒绝参赛。这就导致连续两届奥运会，都成了“残缺的美”。 但这事儿咱们得两面看。虽然从体育角度看是个悲剧，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，1980年的那次联手抵制，确实让苏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立。那种被世界抛弃的滋味，甚至渗透到了普通苏联人的生活里。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咱们开头提到的麦当劳。 因为入侵阿富汗，美国实施制裁，麦当劳进军莫斯科的计划彻底泡汤。这一耽误，就是整整十年。直到1990年1月31日，苏联解体前夕，第一家麦当劳才在莫斯科开业。那场面，啧啧，简直比奥运会还热闹。普希金广场上，零下十几度的严寒里，5000多人排着几公里长的队，就为了尝一口传说中的“自由滋味”。 当时一个巨无霸卖3.75卢布，而一个莫斯科医生一个月的工资才120卢布。即便这么贵，开业当天还是涌进了3万人。那个历史学家爱德华格列津说得特逗，他说麦当劳出售的是一种“苏联食堂无法提供的节日气氛”。那种明亮的海报、微笑的服务员，对于习惯了灰暗色调和冷漠服务的苏联人来说，简直就是外星文明的冲击。 这一切的疯狂，原本在1980年就该发生的。 正是因为那场战争，那场抵制，苏联的老百姓晚了十年才摸到这个西方世界的窗口。这十年里，苏联在阿富汗泥潭里越陷越深，国力被消耗殆尽，国际声誉更是一落千丈。而中国，却在这十年里，抓住了改革开放的机遇，大踏步地赶了上来。 1980年的那个夏天，莫斯科的体育场里空空荡荡，没有中国运动员的身影。但那个缺席的座位，却无声地向世界宣告：中国来了，而且是以一种维护正义、遵守规则的姿态来了。 这种“失去”，何尝不是一种“得到”？ 咱们中国人常说，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1980年的隐忍和牺牲，为1984年的爆发积蓄了力量。等到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，当许海峰射落那枚零的突破的金牌时，当中国女排站上世界之巅时，那种压抑了许久的民族自豪感，才喷薄得如此猛烈。
